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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惊诧为什么这些孩子们不能像电视里一样排着队等我们给他们一个一个发呢，为什么要抢呢？反正这些东西他们人人都是有份的。接待我们的是一个满脸褶皱，皮肤黝黑，戴着一顶藏蓝色帽子，穿着一身洗的有些发白的藏蓝色中山装，上衣胸前的口袋上还别着一支钢笔，大约五十多岁的中年人，那人一来，就拉住我们队伍里一个个子挺高的男孩的手，一边用力的甩一边用夹杂着陕北口音的普通话说：“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再来我们这里做客。”

粱静悄悄的告诉我，那个男人是这个村里所有孩子的所有课程的强老师。强书记打完招呼，又一个大步跨过来，拉住粱静的手，笑呵呵的说：“粱老师你好啊！你走了村里的娃就天天念叨你哩！天天跑到我屋里来问他们梁老师再啥时候来哩？我突然看见强老师右手的虎口处裂了好长好长的一条口子，殷红的血啧里夹杂着白色粉笔的尘屑。我知道这种伤口是被冻裂的，而冻裂的伤口又被粉笔的灰尘腐蚀和感染了。

我心里不禁一酸。心想下次来一定要给强书记带一些药，粱静抿着嘴只是笑，等强书记说完了，粱静对强书记说：“我今天带了个我的朋友来，我这个朋友很想到咱们老乡家里去看看，你能给安排一下吗？”强书记忙说：“行，行行，没问题。欢迎参观。”说话间，刚抢了衣物食品的孩子将抢的东西放回到家里以后，又跑了回来，一个个或抱住粱静的腿，或拉着粱静的手，或拽着梁静的衣服又蹦又跳，唧唧喳喳闹个不停。

强书记说要安排我们吃饭，但是我们队伍里刚和书记握过手的那个男孩却用命令的口吻告诉我们说：“晚饭一会儿集中一起吃，每人两个烧饼，一根火腿肠和一瓶矿泉水。”还说：“这里的老乡家里都很困难，我们去到老乡家里慰问的时候千万不能吃老乡家的东西。”

如果我不来这个地方，我是不会想到解放都半个多世纪了，我们的国家居然还会有这么穷的地方。说这种话我或许有些忘本，我很小的时候也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只不过我已经忘记了小时候老家的艰苦罢了。

当天晚上我和粱静到她一个叫强娃的学生家里去做家访，强娃家住的是窑洞，屋子里黑洞洞的，一进门右手边是一张长方形的土炕，和小时侯我外婆家的那张土炕一模一样，我小时侯经常爬在炕上扒在窗户上朝外面看，看我妈有没有从大门里进来，我妈每次从城里回来的时候都会给我带很多水果糖和麻花。炕一边的墙上贴着些剪纸和年画。炕尾是一个用土砖盘起来的灶台，灶台上搭着一隻很大很大的铁锅，灶台下面是一个风箱和一些柴禾。小时侯外婆作饭的时候，我总是抢着拉风箱，我拉风箱的时候很卖力，常常能把一锅搅团烧的黑糊糊的焦在锅里。灶台对面是一张用几个土砖架起来的擀麵的案板，案板边上是一个橱柜。屋里也没有拉电，只点着一盏只有一点星亮的煤油灯，劣质的煤油气味很是刺鼻，煤油灯的烟雾也很大，不一会儿我和粱静的鼻孔就黑了。

看着强娃家，我不由就想起了我小时侯，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外婆家也是住在窑洞里，那时候还没有通上电，点的煤油灯，我还经常趴在煤油灯底下给我外婆穿针引线呢，我小时侯眼睛很亮，一下就能把线穿到针眼里去。有时侯煤油灯一闪一闪的，我就用外婆的绣花针挑一挑灯腥，灯就不闪了。而外婆在煤油灯底下能做一夜的针线，直到天麻麻亮了，才吹了灯睡觉。

我外婆很年轻的时侯就没了我外公，守寡之后一直都没有再嫁人，很多年来外婆都是靠着煤油灯和针线度过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的。不过现在我外婆早已经住进了一砖到顶的大瓦房里，还看上了电视。强娃的妈妈餵完猪以后就和我们盘腿坐在炕上开始聊天，强娃的妈妈说：“又麻烦你们从城里跑来看我们，你看我们家里啥也没有，只能给你们倒两碗白开水。”

强娃妈妈说这话的时候，忙给也坐在床上的强娃的两个姐姐使了个眼色，两个丫头才慌忙跳下床去，一个往灶火眼里添玉米杆杆，一个拿马勺从水缸里往锅里舀水。粱静忙说不用了，说着跟着从炕上跳下去，将两个丫头死命的拉回到了炕上，然后对强娃的妈妈也用陕西的方言说道：“我们来了又不是一次两次咧，你这么客气的做啥呢嘛？强娃他爸又不在家，你们家里吃水也不容易。”

我问粱静：“那强娃的爸爸到那里去了？”粱静看了看我没有说话，强娃的妈妈说：“强娃他爸以前到石料场里背石头哩，前年让石头把腿砸了，现在到城里头给人看大门哩。”我点点头，哦了一声。又问：“那你们家的地谁种呀？”强娃的妈妈说：“我们不种地了。”我有点诧异，又问道：“为什么呀？农民不是都种地吗？”强娃的妈妈说：“现在种地还不如出去到城里打工呢，村里年轻人基本都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和粱静，还有强娃的妈妈我们居然就聊了一夜，那一晚我了解到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这里因为天旱缺水，村里的地已经基本上没有人种了，男人们都到附近的煤矿和石料厂去背煤和采石头去了，女人们就在家里餵个猪，养个鸡，再照看孩子。孩子稍微大一点也都跟着往城里涌，因为没有文化都只能在城里干一些力气活，或者给别人当学徒。

强娃的妈妈说强娃的一个姐姐在城里一家美髮店里当学徒，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