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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壬午，《高宗实录》卷9。

[56] 干隆五年六月戊寅，《高宗实录》卷118。

[57] 干隆五年闰六月庚子，《高宗实录》卷120。

[58] 干隆十三年二月甲戌，《高宗实录》卷309；以上参见经君健：“论清代蠲免政策中减租规定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1。

[59] 参见《国家的视角》，页，101；当然，与纳贡相对应的税收在中国是早就实现了的。另据研究，在明代十六世纪，赈济灾荒本是由地主负责，见森正夫：“一六—一八世纪にぉけろ荒政と地主佃户关係”，《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页69～111。

[60] 参见高王凌：《租佃关係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61] 黄六鸿：“养民四政”，《皇朝经世文编》卷28。

[62]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201-202、80-84、296。上述那些，也许可以称之为以税收作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但这也是苏联（1928年）曾经实行过的方法，见金雁：《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页103。

[63] 如江苏巡抚觉罗雅尔哈善奏：以捐监论之，如一家收谷千石，昔年谷贱不过卖银五六百两，今可赍银千两，捐监两三名，去谷四五百石，余谷仍可卖银五六百两，是贫民食贵徒为富户捐监取赢，富户日利其贵，欲遏之贱不可得也（干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檔案馆编《宫中朱批奏摺》，财政类第三分册“仓储项”，檔案号1147-013）。

[64]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Barrow）在《我看干隆盛世》中写道：财富在中国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法律的重视，因而也没有得到同样的保护。在欧洲的政府中，财富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施展其影响力，使人们百般依赖。在中国，富人不敢承认自己富有，因而财富带来的一切欢愉和快感都丧失殆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79。

[65] 《圣祖实录》卷213；按：此即干隆十三年高宗阅《山东通志》所载圣祖“减轻田租”、“赡养佃户”之谕。

[66] 《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页54-60；关于国家、地主、农民三者关係的研究，参见白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中译本 [67] 如高宗谕，灾荒之时，富户“拥仓庾以自利，固属为富不仁”（干隆八年五月己酉，《高宗实录》，卷193

[68] 干隆二年闰九月二十九日高宗谕，《干隆朝上谕檔》第一册，页226。

[69] 有研究表明，在财产纠纷中，富户或债主的权益从未得到充分的保证；如在债务清偿上，往往只归还部分利息或本金即可，参见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知识分子文丛》之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70] 参见高王凌：“清代有关农民抗租的法律和政府政令”，《清史研究》2000：4。

[71] 参见高王凌：“一个理想的追求——十八世纪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第八章二节。

[72]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00，第一章一节。按：此书的缺憾，如伯重本人所说，“是没有从宏观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工业的发展进行分析”（页33）。又，伯重于1988年以前，尚未考虑过这一问题，仍“沉溺于西方中心主义史观中而不自觉”（页36），但这样是否就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和究竟怎样看待“西方中心主义”，有些问题还需考虑。

[73]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3-205。

[74] 如“薮牧”是指畜牧业；所谓“山泽之利”，是指金玉铜铁等矿冶、齿牙革角竹木等手工业原料的发掘，以及盐业等；即令是“园圃”，也不归小农所有和经营。李零的谈话，1989。

[75] 《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190。

[76]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4-227。

[77]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05-208、213-216。

[78]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10-213；奢俭问题，亦成为清末民初思想界的一大问题，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页780-781，萧一山：《清代通史》，中华书局，北京，1985，页1853。2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89、207-208。

[79] 参见《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220-224。

[80]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经世派刍论”（未刊文稿）。

[81] 这也是我在读书讨论课上对《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部分批评（儘管我个人对这一学派颇感“亲近”）；另外，早在十八世纪之前，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如棉花和其他美洲作物（玉米、花生、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