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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止谷贱伤农，政府还多次提出敞开收购余粮的政策想法。干隆二年，陕西暂禁商贩，饬各州县“照依时价采买”；[23]三年，令山东、河南，贸易之余，再有余粮，地方官动支库帑，照时价籴买；[24]四年，江南为防价贱伤农、商民囤积及贩卖出境，请准“不必拘定数目”，照市价收买存仓（价昂即止）。[25]甘肃亦于元年、七年数度“不拘原数广买”余粮存仓储备。[26]

为此，清政府还提出鼓励生产，限制种植烟草等作物，禁酒[27]，禁止遏籴，禁止囤积，开米禁，免粮税，以及完善粮价呈报制度和建立人口统计制度[28]，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到干隆六年，随着清代第一次全国人口数字的造报，全国常平仓谷的存储数字也同时报送上来。[29]

图3 干隆初年常平仓储数量

如果说雍正间全国实际储量不过一千数百万石，现在它已有了很大的增加，干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常平仓储数量达到三千一百七十万石，加上其他各类仓粮数百万石，估计较雍正年间已增加了二千万石。这些数字仅是年终统计，并不能完全表示出一年中倒底有多少粮食出仓入仓（流量），而只表示着一年中仓粮出入所余的净值（存量），就好象我们仅从每年的年终人口统计中，是不可能了解到当年的净出生人口一样。赈粜的数量在干隆初年更有了成倍的增加，仅以平粜而论，每年循例出陈易新，即须平粜仓粮三分之一以上（北方粜三余七，南方粜五余五）。这些表明，干隆初短短几年时间之内仓储增加的成就，当已极为可观。如从分省情况来看，直隶干隆二年七月只储一百四十万石，六年九月已有二百万石左右，与定额所差无几；山西元年正月常平无多，六年八月已储一百五十五万石，超过了以后的定额；广东在六年八月以前两年之中，积储几至三百万石；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甘肃、福建、湖北、四川、广西、江苏等省，在这一期间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30]

除平粜外，这一时期用于赈济的粮食数量也很难统计。据时人说，从前只有重大灾害，才由政府加以赈恤，小灾则由民间互相调济，自己解决，从未有过“每岁赈恤之事”，[31]可见这一部分用粮也有显着的增加。特别是干隆七—八年，发生了严重的灾荒。干隆七年，灾害主要发生在两江即江苏、安徽的北部诸府，政府动用本色仓米二百四十万石（另动用白银七百六十万两）；[32]干隆八年，灾荒发生在更多省份，据不完全统计，直隶共赈米一百五十余万石，[33]江西赈五十五万石。[34]这一情况造成了干隆七、八两年全国仓储额的显着下降（统计数中干隆八年数与七年数同，显悉照抄）。无疑，在这两年之中，仓粮有着远远超出年终统计升降幅度的大规模支出，它对于政府的增储计划，显然有不利影响。

干隆初年，对于仓谷平粜，谕令“多减价值”；初定熟年每石照市价减银五分，歉岁减银一钱，令酌量再减。[35]平粜时一般定例北方粜三存七，南方粜五留五，原为出陈易新，以防霉变，亦使青黄不接之时，得以接济民间，着荒歉之时，减价多粜，勿拘粜三成例。[36]各省出借仓谷，秋后归还，向有每石加息一斗之例，着歉收之年，勿令加息。[37]对地方官不敢越额平粜，谕：“平粜仓谷已符额数之言，甚属不经，是岂保赤之心哉！且国家设常平社仓，所为何事？”[38]致使干隆三年，已有今“输纳不益于前，而赈粜几倍于旧”的说法。[39]至于赈济饥馑灾伤，干隆一朝更是“百计区划”，“一赈再赈，以安全之”，[40]常常不吝费用，破格蠲赈。如定赈灾日给每口米数，在“正赈”外增设“加赈”诸项，于旧例只赈秋灾外，增赈夏灾，谕：“如果应行赈济，即于常例之外，多用帑金，朕亦无所吝惜”。[41]州县散赈，旧例稽其田亩，给与农夫，改为阖属贫民，均行赈济。[42]并将前朝经常使用的银赈方式，多改为赈济实物米谷，谕：“此系朕本意”，督抚总以银米兼施为便，“此朕所不解”。[43]清代康熙年间，截漕二百四十万石，雍正年间约二百九十万石，而干隆头二十二年，即已截漕一千三百余万石。[44]谕：“宁可国家多费帑金，不可使闾阎一夫失所”。[45]

由于这一系列原因，干隆八年清廷曾一度命令停止增贮。但不久之后，采买、捐监以次恢復[46]。復谕：“务期多得米粮”，“不必拘拘较量锱珠”，并更定了各省常平储额（调整为四千八百余万石）[47]。以至干隆十年年终，全国仓储数量达到三五零零万石，较八年终增加了六百万石（实际增加当远不止此）。这都表明，干隆初年仓储的增加，并非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而是在每年同时大量赈粜的情况下，在较短时间内达到一个很高数额的，其数量远超出年终造报数字。例如，在几个受灾严重的省份，不久之后，仓粮即有迅速的补充，如干隆十年直隶已较定额多出四十万石，江西也买补足额，江苏到干隆十三年亦与定额相差无多。[48]这样，在干隆十年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全国仓储年终数额便一直保持在三千一百至三千五百万石之间。如果把干隆六年以前算做第一个，那么这就是第二个增补高潮。

干隆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