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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文字狱”的恐惧，是旧的杨家将小说突然消亡的最重要原因。

明清两代有不少关于“文字狱”的历史记录，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三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布榜文：

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倡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

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

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字狱的大棒继续挥向杂剧文化。永乐元年（1403）七月，刑科给事中曹润等上奏，称社会上有亵渎帝王的杂剧流行，为了讨好皇帝，他们要求：

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继朱元璋、朱棣对元杂剧下手之后，明英宗朱祁镇又将视野投向了民间传奇小说。《明英宗实录》载，正统七年（1442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近有俗儒假託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为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明朝文字狱泛滥，有的根本无道理可寻，完全是莫名其妙。永乐二年（1404年），江西儒士朱季友向朝廷献书。只因该书批判宋儒理学，不合朱棣胃口，朱棣便将其押送还乡，痛杖一百，然后抄了他的家，把他所着文字尽皆销毁，不许他称儒教学；永乐三年（1405年），大臣章朴家中藏有方孝孺诗文，被人揭发，朱棣大怒，下令逮捕章朴，戮于市。因为朱棣曾经下诏昭告天下，收藏方孝孺诗文就是死罪。

因为献书而获罪，可以用自取其咎来形容。因为藏书被屠戮，则只能用不幸来概括。即便是在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段，明政府的文字狱也丝毫没有停歇，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派张居正曾经囚杀何心隐，禁毁书院64处，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万历皇帝还发动了针对李贽的文字狱，下诏将他已刻未刻的所有书籍，一律烧毁，不许存留，“如有党徒，曲庇私藏，该科道及各有司，访奏治罪”。

明末文人张岱对明朝文字狱的血腥恐怖有过深刻的反思，他在《石匮书自序》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世界。”

了解了这段历史，也许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之前的杨家府小说消失得那么迅速而彻底。在那种专制制度之下，不知有多少文化作品被毁灭殆尽，因收藏书籍而被杀的事件屡见不鲜。在播州杨氏事发之后，如果有谁胆敢收藏为其歌功颂德的作品，轻则肢体受损，重则性命不保，在这样的肃杀之下，还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话又说回来，其实朱元璋不是不喜欢戏剧，也不是不懂戏剧，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应该还算得上是个专家。“洪武初年，亲王之国”，朱元璋“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朱元璋曾经有首诗：“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他的诗很显然是受了元人杂剧楔子引白的影响：“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

朱元璋最为关注的是，戏剧不能亵渎帝王皇权，他的这个禁忌被强化到了无以復加的极致，有许多例子可以作证。翰林编修高启做诗：“小犬隔墙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被腰斩；御史张尚礼做诗：“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下狱死；佥事陈养浩作诗：“城南有安妇，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朱元璋私游一寺，见壁上有诗“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也何妨”，大怒，遂将全寺僧人尽皆杀了。

明代的文字狱出名，明代皇帝的滥杀同样有名。他们不仅杀功臣、杀贪官还杀文人，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为历朝历代所罕见。明太祖朱元璋夺取政权后，采取了与宋太祖完全不同的对待大臣的方式，为排除异己，他大开杀戒，搞了两次大规模的冤案，一次是剷除文臣“胡党”，另一次是消灭武将“蓝党”。

1390年，朱元璋以私通日本和蒙古为罪名，凌迟左丞相胡惟庸，同时发布《昭示奸党录》，受株连者达三万之众，诛杀牵连蔓延，多年未除。1393年，大将军蓝玉被指不轨，处以极刑，一万五千多人被诛杀，《逆臣录》发布天下，世人胆颤心惊。

通过这两次冤案，大明王朝开国的文武功臣几乎全被株连，那些被杀之人，无一例外地划入“奸臣录”或“逆党录”。朱元璋死后不过四年，燕王朱棣造反成功，一跃成为明成祖。朱棣杀人更是变本加厉，他把前朝忠臣指为奸党，采用各种手段杀人清侧，“建文奸党案”漫延了一百七八十年，一直延续到明神宗万历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