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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很想见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教授。

给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和老干部科等部门打了多次电话，他们都说不出朱教授的确切楼号，也不知道她的家中有没有电话，只知道她还住在全国解放刚进城时人民大学校本部的那个大院里——“张自忠路三号、铁一号”。

他们回答得挺练达。但对局外人来说，要把这个回答弄明白，也不是容易事。

原来抗战胜利后的张自忠路三号，就是那以前的铁狮子胡同一号，再早就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政府的那个大院落。

1995年12月17日，星期天，上午，我终于在这个大院里的一座新楼里，见到了朱秀玲教授。她白髮满头，腿脚不便，时而有点气喘。三女儿希平端来一杯水：“妈：快吃药！”

朱秀玲坐在床沿边，面前的茶几边上搁着一个半大酒盅似的白色塑料杯，里面约有半杯红红白白的小药片。

“这几十年，我一直重病缠身，常住院，有时好像医院倒是自己的家。”朱秀玲一边说，一边慢慢吞下了那些小药片。

我们从葛佩琦全面平反后谈起。朱秀玲说：“如果‘文革’中没把许多好同志整死，老葛的历史沉冤也许会昭雪得快一些……”

她首先说到了李年，就是当年与陈忠经一道劝留葛佩琦参加西安地下情报网工作的李年。1947年10月，李年在渖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押到南京。解放军准备渡江，国共和谈时，国民党因没搞出什么真凭实据，又把他放了回来。“文革”中，凡是坐过敌人监牢的人几乎都被打成了“叛徒”，李年也遭了大罪。夫妇二人先后从住家的同一个窗户跳楼身亡。

“李年从西安到渖阳，都与老葛一道搞地下情报工作。他如不死，会很快写出对老葛十分有利的证明材料的。”

交谈中，我很想看看葛佩琦抗日救亡年代和坚持地下活动时期的照片。朱秀玲母女不无惋惜地说，1957年冬天，他被抓进监狱时，被抄了一次家；“文革”初期，希同被毒打的那天，又被彻底打砸抢了一回；全家大小人所有值得留恋保存的纪念品，都被搞了个精光！现有的照片，都是耀邦同志帮他推倒了他那“三座大山”以后照的。

听了这些，我也深为惋惜！

朱秀玲母女俩与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从葛佩琦之彻底平反一直谈到他离开人世，使我对他这一生的最后岁月，大致有了个轮廓分明的印象。

原来早在那悲剧色彩渐趋淡化，喜剧氛围日益浓厚的时候，葛佩琦大冤案彻底平反的消息就逐渐广传于海内外：

1982年12月7日，《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葛佩琦的《回忆“一二·九”革命学生的爱国主义运动》一文。这是得了中宣部一位副部长的提求，衝破了有关当局不准其“右派改正”的消息见报的樊笼。

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第二篇文章：《新宪法肯定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12月18日，《光明日报》报导，《葛佩琦同志被错划为右派的问题已得到改正》。

12月19日，《羊城晚报》发表了石湾的《两访葛佩琦》，香港《文汇报》全文转载，许多省市文摘报和地方报纸都作了摘编。

由于这些传媒的广泛影响，葛佩琦先后收到了近千封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有的人还从天津、上海、长沙、哈尔滨、呼和浩特等地专程来看望他，真诚祝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全面恢復，祝贺他从十八层地狱中重新露头，呼吸到了充满活力的清新空气。

1985年“一二·九”运动五十周年前后，全国新闻出版界的同志们又给他许多真挚的关怀与激励。当年年初，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广场》第一辑，就对葛佩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作了长篇介绍；当年3月3日，上海《文汇报》星期日增刊以《葛佩琦轶事》为题，对这篇介绍作了摘要；5月号的《中国青年》杂誌刊发了青马的《痛苦与微笑构成的人生——访葛佩琦》；6月，《文汇月刊》发了叶永烈的《离人泪——葛佩琦传》；9月9日，安徽《阜阳日报》登了王天襄的《葛佩琦的界首》；12月8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葛佩琦本人写的《我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同日，《天津日报》发表了《葛佩琦其人其事》；12月9日，《北京晚报》发表了王晓阳的《抚今追昔忆纵横——访“一二·九”运动时期北大学生领导人之一葛佩琦》；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机关报《中国人民大学》发表了周建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上光明之路——访“一二·九”老战士葛佩琦同志》；1986年4月5日，北京市委的《支部生活》月刊发表了李海鸥的《三中全会前后的葛佩琦》……

直到九十年代初，一些报刊仍在发表介绍有关葛佩琦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他的冤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0年12月《法律咨询》刊登的《葛佩琦冤案真相》一文，该文在1991年1月被《文摘旬刊》等文摘报所转载。

这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要目刊登的《胡耀邦六年批阅人民来信两千件》，第四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邹爱国、张严平的长篇通讯《六年两千件——记胡耀邦同志处理人民来信》。葛佩琦触景生情，立即想到耀邦同志对他的要求平反申诉信的批示。当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