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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957年之前那几年，每逢“三八”节和“六一”儿童节，他们全家大大小小，都是欢欢乐乐的。

可是此时此刻，这都已成了过去的事了。朱秀玲又在十多年前与他离了婚，孩子们都改姓“朱”，不再姓“葛”了。在这刚刚“乔迁”来的八平方米小屋，他只能隻身孤影……

葛佩琦的“铁案”是这样翻过来的政治的疯狂，造成多少家庭的悲凉

这是二十世纪中叶，中国特有的大悲剧！

在人民大学校园里，凡是没有被这种疯狂灭尽天良的人，都能够洞察朱秀玲深埋心底的悲怆！

她出生于鲁南临沂，是葛佩琦同乡，比他小两岁。1934年，由北京女一中考入北平大学文理学院数理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她就闻知“一二·九”闯将葛佩琦的大名，“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又一齐坐船到了烟臺，认识了葛佩琦其人，印象很不错。

1941年，她在关中武功的西北农学院执教，巧遇当时在国民党第一战区做地下工作、路过并借住在农学院的葛佩琦，儘管别后数载，但葛佩琦的不凡谈吐，使她感触到他的人生步伐，仍在按照“一二·九”的节奏在快速地向前延伸。这次分手，他们开始鸿雁传情，相爱日深。

1942年，她应聘到陕南汉中西北医学院教数学。第二年，佩琦来到汉中，他们在医学院举行了婚礼。

至此，佩琦对自己的真实身份，仍然守口如瓶。然后由汉中而北平而渖阳，她只隐隐约约感到，他的行踪有时颇为神秘，意识到他是在做与“一二·九”一脉相承的事。直到北平解放，她才被告知这个对她来说并不过分难猜的谜底。

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自从成立以来第一次评职称，她就被评定为副教授。当时全校副教授屈指可数，女教授更寥若晨星。朱秀玲就是这晨星中的一个。但住房仍然窄小而潮湿。就在这一年的12月，她生下了最小的女儿。屋内没法生炉子，室温只有七摄氏度，生下孩子的第十八天，她就开始发烧，烧到三十八九度，得了风湿性心肌炎。这是产后风的一种，但她当时并不知道，产假期一满，她就强打着精神去讲课。不久，她就病倒了，而且一倒难起，被人们急送协和医院去抢救。后来葛佩琦为何参加“党外人士”座谈会，报纸上“揭露批判”葛佩琦的风风雨雨，她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全然不知。从学校前往医院探望的同事口中，她才知佩琦出了事。她惊愕得脱口而出：“佩琦怎么说出‘杀共产党人’的话来呢？这不可能，不可能……”

的确，人间之真正相知者，莫如风风雨雨地相携着踏过半辈子人生荆棘路的伴侣了！然而儘管她不信佩琦会说出那样出格的话，但这毕竟给她带来了自身病外的焦虑和忧伤，加重了她的病情。一直到11月，她才勉强出院。佩琦住在西郊学校的办公室里，没有回家。她整天躺在那间阴暗的屋子里，连下床走走的气力都没有，而且通身风湿疼痛，整整六年不能下床。

快年底了，系主任和总支书记突然来访。他们正式通知她：葛佩琦因“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已经被捕！她泪如泉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会是“反革命分子”？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

她的病情更重了！

佩琦这一走，他的工资一分也没有了；家里的五个孩子最大的十二岁，最小的才一周岁，七岁的老二又正患猩红热，全家六口都靠她一个人的工资来养育。不久，她的工资又被打了七折，算做病假工资，“吃劳保”，她的生活重担宛如雨天挑稻草，压得她力不能支。

十二岁的大女儿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刚读完北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就因为照料卧床的母亲和年幼的妹妹，不得不忍痛休学。就这样，日子也难熬，朱秀玲不得不请人把老三送给天津的亲友，把老四送到西安的姐姐家，并将其改名为“朱全安”，以祈祷全家平平安安。她还托人说情想把最难照管的才一岁多的小女儿，送给一对无儿无女的中年夫妇；人家一听说这是“大右派”葛佩琦的孩子，吓得直摆手：白送也不敢要！

孩子无罪！孩子有生的权利！她又请人把小女儿送入王光美的母亲董洁如办的“洁如託儿所”，因为当时全北京城，只有这个託儿所可以全托一岁多的婴儿；儘管每月要交五十多元钱，她也咬咬牙，宁可让自己和这孩子的大姐、哥哥过得更苦些，也要让她生存下去。

1959年7月初，法院派人把对葛佩琦的《判决书》送到她的病床前。判决了，可以让亲属见面了。她自己病得动不了步，就让大伯子葛畔瑜、四伯子葛畔宫带着五个孩子，去北京市看守所探望了入狱一年七个月的葛佩琦。儘管葛佩琦被判了“无期”，她仍认为这是天大的冤情；既是冤情，总有一天会苍天睁眼，佩琦会回到自己和孩子们的身边。

在绵绵思念期盼中，她觉得当务之急还是要把身边的孩子栽培成社会有用之材，首先让大女儿继续求学，才对得起身陷囹圄的佩琦。

1959年冬天，最小的女儿三周岁。中国人民大学办有满三周岁才能入托的託儿所，她才让大女儿去“洁如託儿所”把小女儿接回来就近入托。两年没见面，小女儿已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用陌生的目光打量了好一会儿，才叫了声“阿姨”。她忍泪笑着问：“那你妈妈呢？”这孩子回答：“在公园里！”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