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陈焘洋这个行首是做不成了。严济舟每天夜晚往祖关台府上跑，但祖关台不想轻易让严济舟实现行首梦想。祖秉圭在等陈焘洋深刻反省、回心转意，自动与祖关台达成秘密协议，在查案钦差面前说假：“所谓赈荒银累计九万八千两，是报捐数额，而不是实缴；所谓祖秉圭倚权放贷，是行商周转不开，主动向祖秉圭开口借银子。”陈焘洋是牛脾气，板子打就打了，关台还想怎么整他，听天由命。祖秉圭准备再等三天，陈焘洋如不妥协的话，就让严济舟取代他做行首。
也该祖秉圭倒霉，他不仅来不及整倒陈焘洋，还给鄂弥达和杨永斌抓住另一项罪状。
雍正九年冬，广东贡院毁于大火，次年便是广东三年一度的壬子秋闱。贡院一时无法修復，于是提督学政到黄埔附近的平坦地，搭建临时的竹棚考房。河南向来比河北僻静，正当学子们聚精会神写八股文时，乒桌球乓枪声大作。据闻是夷艄喝醉了酒鸣枪作乐。主持乡试的主考跑到总督衙门告状，鄂弥达当即跑到海关署，将一贯对地方大员恭敬不够的祖秉圭骂个狗血淋头。祖秉圭岂敢回嘴，下跪磕头求饶。鄂弥达岂会饶过祖秉圭，在给皇上的另一份密折中，加上“纵夷鸣枪”的罪名。
乡试共考三场，每场三天。当务之急是禁止夷艄在以后的闱日不再捣蛋。黄埔一带多河泽，候鸟麇集。夷艄鸣枪打鸟，生火烧烤，然后边吃烤禽边喝酒，喝醉了酒举枪朝天胡乱鸣放。祖秉圭带陈焘洋上黄埔传达关令，口气非常严厉。当时西洋人中最狂傲的不是英吉利，而是继西班牙葡萄牙之后的第二代海上霸主荷兰，广东人叫荷兰为红毛国。其他外夷都能遵守关令，就是红毛夷抗令不遵，照常背着酒壶，扛着一把长枪，在黄埔一带乒桌球乓打鸟。
十三行商笑谈，说红毛夷真神勇，一枪就把祖关台的顶戴打飞了。
其实，想摘祖秉圭顶戴的是鄂弥达等人，真正能摘他顶戴的人是皇上。鄂弥达的密折和广东督、抚联名参劾的奏摺飞到京师。雍正帝非常震惊，祖秉圭辜负了浩荡皇恩，立即旨令鄂弥达将祖秉圭革职锁拿，就地审查，一查查出个贪墨十五万的巨贪。循《大清律例》，官员贪赃“百两以上者，绞决；三百两以上者，斩决。”监守自盗者，“一两以下杖八十、小臂膊刺‘盗官钱粮物’；四十两，斩。”照此算来，祖秉圭死一百次，还不够抵消他的滔天大罪。
祖秉圭被押往京师，交皇上修理。雍正帝要祖秉圭把贪墨的巨银吐出来，祖秉圭家人砸锅卖铁只拿出两万多两银子。原来这笔巨银的大头给皇上、上三旗、内务府的爷贪了——由祖秉圭花在大肆操办贡品礼品上。想必雍正帝自己心里也有数，加上为祖秉圭求情的人一茬接一茬，十五万的巨贪最后保住了脑袋。其实，雍正朝反贪的力度最大最严厉，许多贪墨百两银子的官员掉了脑袋。
补祖秉圭肥缺的是一位叫毛克明的广州协副将，粤海关的控制权重新回到广东军政大员手中。毛克明是兼职，主持日常关务的是曾任广肇罗道的郑赛五。鄂弥达没秉掌粤海关，却直接插手关务夷务。鄂弥达告祖秉圭“纵夷鸣枪”，如果黄埔的夷艄继续鸣枪作乐，鄂弥达岂不也在“纵夷”？鄂弥达首先下达宪令，禁止黄埔酒铺将酒卖给夷人，只要夷艄不喝醉酒，就能够克制自己。果然，夷艄跑到黄埔酒铺一滴酒都买不到，但他们照样喝得醉醺醺，因为卖酒暗中转到水上，紫洞艇有的是酒水供应。
为了使万岁爷放心，鄂弥达又想起一招，奏请将广东口岸的外洋港迁到澳门十字门。雍正帝见折准奏，督促鄂弥达加紧办。
将外洋港移到澳门，不但行商夷商及地方官员反对，连鄂弥达自己也反对。广州会丧失许多边际利益，而肥了澳门的葡夷。事实最后证明，这是鄂弥达精心谋划的障眼法，万一有人告状说黄埔的夷艄作乱，澳门可作缓衝和退路。另外，迁移外洋港始终是广东督、抚手中一张恐吓夷商的牌：“你们的水手在黄埔不守规矩，我们只有严厉执行天朝皇帝的命令，强令你们的商船碇泊澳门。”果然，黄埔的夷艄在他们大班的说服约束下，老实多了。
广东官府诡谲灵活的处事手法，使广东在大清的对外贸易中始终拔得头筹。地方官员很清楚，牟取地方利益的关键在取信于皇上，为了使皇上放心，他们常常未雨绸缪，避免事发后陷入被动。
鄂弥达写密折状告祖秉圭，提到黄埔的夷艄有枪。照此推理，有枪就有炮，夷艄敢开枪就敢开炮。这对大清疆土将会产生多大的威胁？为此，鄂弥达又上了一道摺子，声称他不但缴了夷艄的枪，还卸了炮，枪炮全部移上岸，交驻守的大清官兵看守，等夷船回棹再还他们。雍正帝果然高兴，朱批：“此举广州可以久安矣。”
牛皮吹出去，要不要兑现呢？鄂弥达找陈焘洋来商量——其实是下命令，交由十三行行首去办，由各洋船的保商责令夷艄自动缴枪卸炮，交给驻守官兵。陈焘洋火炮脾气将鄂总督顶回去：“万万行不通！”
陈焘洋不怕得罪鄂大人，鄂弥达个人献给皇上的贡品，都是交陈焘洋赔钱代办。陈焘洋看了看鄂弥达惊愕的表情，阐述他的理由。鄂弥达哑口无言，只好作罢。皇上不提，他也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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