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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日本正在恢復，中国搞自我孤立，而欧亚大陆则发生了两极分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日本的政治精英现已意识到，一个在经济上融入世界之中的富裕的日本，不可能再把自我致富定为国家的主要目标而又不引起国际上的反感。再说，一个经济上强大的日本，特别是一个同美国相竞争的日本，不可能只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延伸而同时又迴避任何国际政治责任。一个政治上有更大影响的日本，特别是谋求国际承认（例如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日本，不可能在影响世界和平的更关键的安全问题或者地缘政治问题上迴避表明自己的立场。

结果，近些年来，由一些日本政府的和私人的机构撰写的种种专门研究文章和报告，纷纷出笼。着名的政治家和教授们阐述日本在后冷战时代使命的着作往往引起争论，但大量出版而泛滥于世。比如，首相顾问班子通口委员会1994年夏天发表的报告，提出了“日本安全政策的三大支柱”，既强调美日安保关係的首要性，也主张进行亚洲多边安全对话；1994年的小泽委员会报告“新日本的蓝图”；1995年5月《读卖新闻》的“全面的保安政策”要点，其中提出要在海外为维和使用日本的军事力量；1996年4月日本的公司经理协会在富士银行思想库的协助下撰写的报告提出要求美日防务体制应该更加平等和均衡；1996年6月日本国际事务论坛向首相提出的题为“亚太地区安全体制的可能性和作用”的报告；还有在过去几年里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文章，往往有更多的争辩，提出的建议也更加极端，而且比上述大多代表主流的报告得到西方传媒更广泛的引用。例如1996年由一名日本将军编的书竟敢推断在某些情况下，美国会无力庇护日本，因此日本应该扩大自己的国防能力。此书引起报刊广泛评论。（见康广森野将军编的“下一代的地面自卫部队”和1996年3月4日《产经新闻》的评论“美国来援救我们的神话”）这些文章和书籍中许多对美日安全同盟的持久性和可取性进行了推测，并主张日本应该奉行更加积极的外交，特别是对华外交，或者在地区内发挥更加有力的军事作用。如果从政府间对话的情况来判断美日关係状况的话，那么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两国关係到90年代中期已进入了一个危机阶段。

可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经过认真讨论提出的建议，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清醒、有分寸和温和的。极端的选择方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带有反美味道）或者单方面大规模地重新武装（必须对宪法进行修改，并置美国和地区内的不利反应于不顾）的方案没有赢得多少人的支持。近些年来，公开的和平主义的呼吁，如果还有的话，也是越来越少了。单边主义和军国主义儘管有一些口若悬河的鼓吹者，也未能赢得多少公众的支持。大部分公众，当然还有有影响的实业界精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政策选择，而只能在实际上给日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危害。

以政治为主导的公众讨论，首先在日本的基本国际态势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重点，其次在地缘政治的优先次序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次要的差异。粗略地说来，可以看出有三种主要的取向，也许还有第四种较为次要的取向。这些不同取向可以冠之以下列名称：不知羞耻的“美国第一”派；全球重商主义派；趋向积极的现实主义派以及国际空想派。可是，归根到底，这四派的取向都有一个相同的总目标和同样的主要忧虑：利用与美国的特殊关係去争取全球对日本的承认，与此同时避免亚洲对日本产生敌意，并在条件尚不成熟时避免使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受损。

第一派取向的出发点是，仍应把维护目前存在的（被确认并不对等的）美日关係作为日本地缘战略的主要核心。持这一派观点的人和大多数日本人一样希望日本在国际上赢得更大的承认并在联盟中享有更平等的地位。但是，正如宫泽喜一首相1993年1月所说过的那样，他们的第一信条是“正在步入21世纪的世界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日本和美国……是否能够在持共同看法的基础上提供协调的领导”。这一观点在国际派政治精英中和近20年来掌握外交决策权的机构里一直占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地区作用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这样的关键性地缘战略问题上，这一领导集团一直是支持美国的，但是他们也把自己的作用视为制约美国对中国采取任何对抗姿态的倾向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即使是这一派人士也日益倾向于强调需要建立更加密切的日中关係。他们认为，日中关係的重要性仅次于日美关係。

第二派取向并不反对日本地缘战略政策与美国一致，但是，他们认为坦率地承认和接受日本主要是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对日本最为有利。这一派的观点往往同传统上势力很大的通商产业省的官僚和日本最大的贸易和出口商有联繫。根据这一派观点，日本的相对非军事化是一种值得保留的资产。在美国确保日本安全的条件下，日本可以自由地奉行全球性经济介入的政策，而这一政策将悄悄地提高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里，这第二派取向赞成奉行至少是事实上的中立主义政策，让美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