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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成为对亲西方政策选择的主要批评和初步成为外交政策的另一选择就不足为怪了。该主张认为“伙伴关係”这一概念忽略了对俄国最重要的东西，即俄国与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的关係。“近邻外国”成为重点强调需要在前苏联曾占据的地缘政治地区内重新建立一个以莫斯科为决策中心的有效框架的主张的略称。在此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重点倾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策成果太少，代价太大。那种政策只会使西方更易于利用苏联解体造成的机会。

但是，“近邻外国”学派之下又包含了几种不同的地缘政治观念。它不仅包括认为独立国协会转变为由莫斯科领导的欧盟式组织的那些经济机能主义者和经济决定论者（其中也包括一些“西化派分子”），也包括那些把经济一体化看成仅是恢復帝国的工具之一的人。这样的经济一体化既可在独立国协框架下进行，也可通过俄罗斯－白俄罗斯或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在1996年作出的）特殊安排进行。它还包括主张成立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夫浪漫主义者，以及那些支持把欧亚主义这种有点玄妙的概念定为俄国的长期历史使命的人。

“近邻外国”优先的主张最狭义的表达形式所涉及的只是一个理由十分充分的立场，那就是俄国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搞好与新独立国家的关係，特别是因为在苏联有意加强它们相互间经济依存关係的政策下，事实上它们仍与俄国联繫在一起。这在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是有意义的。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不能忽视俄国新一代领导人经常提到的“共同经济空间”这一现实。合作，甚至某种一体化是经济发展所必要的。因此，为扭转前苏联政治上的解体带来的经济混乱和四分五裂状态，加强独立国协的联合机构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可取的。

对一些俄国人来说，推动经济一体化是对已发生的一切的行之有效和政治上负责的反应。人们经常把后苏联俄国的形势与欧盟作类比是有道理的。主张经济一体化的温和派明确反对恢復俄罗斯帝国。例如，早在1992年8月由一些着名人士和政府官员组成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一份题为《俄国战略》的有影响的报告中，就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把建立“后帝国开明的一体化”作为建立后苏联“共同经济空间”的恰当计划。

但是强调“近邻外国”并不仅仅是主张地区经济合作的政治上仁慈的学说。其地缘政治内容带有帝国味道。甚至较为温和的1992年报告也谈到恢復了元气的俄国将最终与西方建立一种战略伙伴关係，并宣称在这一关係中俄国应起“调控东欧、中亚和远东形势”的作用。其他支持“近邻外国”优先的人则更直言不讳。他们明确谈到俄国在后苏联空间的“独特作用”，指责西方向乌克兰及其他新独立的国家提供援助是奉行反俄政策。

俄议会外事委员会1993年的主席依。阿姆巴祖莫夫的论调虽并不极端却很典型。阿是“伙伴关係”优先政策的前支持者，他公开宣称前苏联空间是俄国独家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1994年1月，阿的论调得到了此前积极主张亲西方政策的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的响应。科称俄国“必须在几个世纪来一直是俄国利益范围的地区内保持军事存在。”事实上，1994年4月8日《消息报》称，俄国成功地在新独立的各共和国领土上保留了至少28个军事基地。如果在地图上把俄国在加里宁格勒、摩尔多瓦、克里米亚、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和千岛群岛的军事存在用线联起来，实际上大体与前苏联的外部边界相当。（图17）

1995年9月，叶尔钦总统发表俄国对独立国协政策的正式文件，把俄国的目标概括为：俄国对独立国协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适当位置的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国家联盟，以巩固俄国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国家间政治经济关係新体系中的领导力量的地位。

人们应注意到该文件侧重于政治领域的努力，强调地提到一个单一实体及“它”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强调俄国在这个新实体中的主导作用。在强调这些时，莫斯科还坚持俄国必须加强与新成立的独立国协之间的政治、军事联繫；必须建立一个共同的军事指挥体系；独立国协各国的武装部队必须通过一项正式的条约联结在一起；独立国协的“外部”边界必须由中央（即莫斯科）控制；俄国军队必须在独立国协内的任何维和行动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必须在独立国协内製定共同的外交政策，其主要机构必须设在莫斯科（而不是原先在1991年商定的明斯克），并由俄国总统主持独立国协首脑会议。

而且还远不止这些。1995年9月的文件也宣称：应保证俄国电视台和电台在近邻外国的广播，俄国新闻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应得到支持，俄应为独立国协各国培训民族干部。

考虑到有必要以与俄国友好关係的精神来教育独立国协各国的年轻一代，应特别注意恢復俄国作为苏联以后的地盘内的主要教育中心的地位。

在这样的气氛下，1996年初，俄国杜马竟宣布苏联的解散是无效的。同年春天，俄国与独立国协中较随和的成员国签署了两个协议，密切相互间的经济和政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