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临行前，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最后嘱咐道：“记住，万事都得请示共产国际，决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
博古望着王明，默默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的厄运
王明走了，走到了共产国际，而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一切听从共产国际。
博古走上了临时中央总负责的岗位，而博古又属于王明派系之内的人。
从此，开始形成一种特殊的现象：王明遥控指挥，博古坚决照办。
从此，王明、博古推行了比李立三更“左”的路线。
虽然他们的政敌一个一个地被整垮了，但他们总怀疑在党内，甚至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中都还有与他们过不去的人存在。
乱云飞渡的岁月(2)
下一个目标究竟是谁？
这就要看谁与他们有着不同的政见。话又说回来，如果王明和博古真有正确的政治路线，能够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他们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也许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们根本就不能担此重任，只有一味地照搬苏联的经验，在打击不同意见者方面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才能”。
这对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国革命都是致命的。
中国不是苏联，中国有中国的情况，要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自己的路。
正因为如此，许多杰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地进行探索，他们之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创立了关于中国红色政权的理论。到1930年时，开始探索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大声疾呼要反对本本主义，并写出了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言辞之锋利，显示出他对教条主义的痛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提出了一个不仅着名而且永恆的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毛泽东有如此见解，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原先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而他领导的秋收暴动的受挫，使他比别人更早地清醒过来了，于是他作出了“天才的选择”，带着秋收暴动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始走自己的路，经过实践，他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同时，他也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毛泽东的这番高见，自然触到了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的痛处。毛泽东想纠正他们的教条主义，而王明、博古则采取排挤和打击的办法来对付毛泽东。
1931年11月，中央苏区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王明、博古派来了中央代表团，这就是着名的“三人团”。
在大会前开了一次苏区中央局的小会，毛泽东按中央代表团的要求，向他们汇报情况。
毛泽东报告了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胜利的经过，并谈了他对于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一方面军的方针路线。可是，没等他讲完，这些代表就对他发起了攻击，给他扣上好几顶帽子：
富农路线。
狭隘的经验主义。
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
面对野蛮无理的突然袭击，毛泽东发怒了，他不接受这些“布尔什维克”们给他戴上的帽子。
事实是，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却被指责为“狭隘的经验主义”。王明、博古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主张“分配土地给一切人”，并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办法进行调剂，无论是地主还是富农，只要不是罪大恶极，都要给他一点土地，因为他们毕竟还是人，要吃饭。就这样一个符合情理的主张，被定论为“富农路线”。毛泽东坚持红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寻机灭敌，进攻中心城市必然招致失败，这更不能被王明、博古所容忍，被指责为“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
谁是谁非，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此时，王明派的人根本不相信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他们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有着正确的主张。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有人这样问他。
“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有人这样骂。
即刻，他们解除了毛泽东主持会议的权力。
会议散了，那些咄咄逼人的中央代表虽然离去，但那种令人压抑的气氛仍瀰漫在屋子里，久久不散。毛泽东一直坐在那里抽烟，他想不通啊！
不谴责胜利者是一条公理。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打退了蒋介石的三次“围剿”，不容易呀!不说把毛泽东当做英雄，最起码也应该认这个帐。然而，这个时候，公理全没啦!
王明、博古等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不管你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但你的主张与我们的不一致就不行。
在人类社会，杰出人物在开始时一般都是孤独的，政治上的杰出人物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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