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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越蓟西（1）

喀喇沁蒙古跟袁崇焕做的“不与奴通”的保证，也许曾经认真过，但很快就沦为空言。他们不但“通奴”，甚至还充当进军嚮导，原因正是他们曾经受过抚赏，因此熟悉路径： “上亲率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嚮导。”（《清太宗实录》） 对于袁崇焕而言，这简直就是个黑色幽默。朱棣大概做梦也想不到，他处心积虑安排的看家狗，最终竟然开门揖盗。 清人张廷玉主持修的《明史》，将后金军队大举远征跟毛文龙之死联繫起来，说是“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这是崇祯二年（公元1629）十月二十七的事情。 对敌军的动向，袁崇焕并非毫无察觉，早在九月就曾派兵增援蓟州，但被顺天巡抚王元雅退回： “九月己丑，袁崇焕以清兵欲西，先请驻宁远增戍关门，至是遣参将谢尚政等往备。顺天巡抚都御使王元雅曰：此虚警耳。遣其众归，师果不出。”（《崇祯实录》） 这是个狼来了的故事，蓟州的防御因此更加鬆懈：“故蓟益懈。” 兵部尚书王洽已经跟袁崇焕商定紧急处置预案，一旦遭遇攻击，立即令祖大寿与赵率教回师驰援，“伏兵邀击。”因此袁崇焕接到警报，不等圣旨便按照预案，先令赵率教统军四千前往增援。十月二十八，赵率教出发，兼程三昼夜，赶路三百五十里，经过三屯到达遵化，人困马乏时遭遇埋伏，赵率教战死。十一月初三，遵化陷落。 十一月初五，袁崇焕离开山海关一路向西，初六到达永平，初七在榛子镇接到圣旨，奉命节度所有勤王部队，可以“相机进止，惟卿便宜。” 三天之后，也就是十一月初十，袁崇焕到达重镇蓟州。这是徐达修筑的长城防线的一部分，后来戚继光又经营多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易守难攻。大兵压境，崇祯不敢有消灭敌军的奢望，只要能挡住其铁蹄，他便心满意足。他这样要求蓟辽总督刘策：“以匹马不入为功，若纵入内地，以失机论”。袁崇焕对此十分清楚，因此部署停当后，随即上奏朝廷，保证不让敌军越蓟西一步： “……歇息士马，细侦形势，严备拔哨，力为奋截，必不令越蓟西一步。初臣虞拦截我路，未必及蓟，今及之则宗社之灵而我皇上如天之洪福也。微臣狗马力今可施矣……” 他担心的是遭遇阻击，无法到达蓟州；既然能到，那就可保蓟州平安。 十一日、十二日没有战报，这短暂的平静令崇祯十分不安，因此吩咐内阁： “连日不见动静，恐别有深谋。崇焕既屯蓟门，倘西绕密西、潮河、古北等处，东袭永平、关宁及其他空虚间道，捷要隘口宜周防。卿等即传于崇焕，远行侦察，预为筹交。若得准确情形，速行具奏”。 崇祯的顾虑，可以看出当时明朝的被动。而消极防御只能防不胜防。不过此时已经无暇争论方略，袁崇焕对此已有考虑。本来蓟辽总督刘策、昌平总兵尤世威、宣府总兵侯世禄已经先后赶来增援，大军齐集蓟州周围，袁崇焕担心后金分路进攻，便令刘策返回密云，尤世威返回昌平守卫皇陵，候世禄先退居三河，后来又退到通州，其余要害也分兵防守，然后上奏道： “凡要害地方，俱已拨兵防守，其蓟州守则不忧矣，西建昌、迁安、永平守则不忧矣，东抚宁、山海、丰润、玉田守则不忧矣。” 袁崇焕在蓟州忙，崇祯在京师忙。军情紧急，病退的孙承宗又被紧急启用，以原官兼兵部尚书驻守通州。对于袁崇焕的部署，孙承宗有不同看法。召对时他说：“臣闻袁崇焕驻蓟州，满桂驻顺义，侯世禄驻三河，此为得策。又闻尤世威回昌平，世禄驻通州，似未合宜。”崇祯问道：“卿欲守三河，何意？”孙承宗说：“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 崇祯看来对此颇为讚赏，但并未传令袁崇焕更改部署。直到此时，他对袁崇焕依然信任有加，不遥加干预。他嘱咐孙承宗不必赶往通州，而是“总督京城内外守御事务，仍参帷幄。”下令立即为他铸造关防印信。孙承宗从皇宫出来已是深夜，“漏下二十刻矣”。他来不及休息，立即“周阅都城，五鼓而毕，復出阅重城。” 关防印信的余温未息，次日夜半，宫内忽然传旨，又令孙承宗火速赶往通州。孙承宗立即带领二十七名随从出东便门，快马加鞭一路向东。他跑得太快，敌情又重，半路上竟然有三个随从逃亡。

潜越蓟西（2）

崇祯为何如此朝令夕改？是他确实像传说中那样“专断多疑”吗？当然不是。而是军情实在紧急：敌军已经逼近通州！ 敌情刚到蓟州，怎么突然出现在通州？后金大军难道插有翅膀？ 周文郁是袁崇焕身边的旗鼓官，当时的经过，他在《辽师入卫纪事》中有详细记载。按照他的说法，后金十一月十一从遵化兵发蓟州，十二日明军在蓟州以东的马伸桥遭遇后金哨探，“大败之，斩获酋长，军声大振”，次日清晨接到探马报告，后金主力越过马伸桥以东的石门驿，袁崇焕随即下令： “马步兵尽出城外列营。营甫定，有奴骑二百余，分四队扎我军之东南，相持两时，并不见贼大兵。公令我发炮，贼闻炮即将四队排为一字，忽退去。竟日无一骑復至，使我欲战而无可战。” 皇太极仅用两百多名骑兵，便直接间接地牵制袁崇焕的主力整整一天。当时后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