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故事。其中的解狐，确实是个耿直之士，也曾举荐过自己的仇人邢伯柳，出任上党郡守。邢伯柳过来感谢，解狐说：“举荐你，是为了公事；怨恨你，是个人私情。你走吧，我对你的怨恨，并没有改变！”这人就是耿介如此，可见祁奚没有做错。当然，祈午的表现，也非常令人满意。
祁奚的表现，近乎圣人。心嚮往之，实不能至，有借鑑意义，但缺乏可操作性。我们不妨看看另外一位宰相，唐朝的裴度，面对故旧求官时的反应。请注意，那个求官者，道德上并无瑕疵，还是个忠厚君子。
这事记录在《唐语林》中。说的是裴度当宰相以后，对以前没当官时的朋友，以及有恩于己的人家子弟，积极举荐报答，从来不曾忘记。大臣中有个品德无可指责、平常没什么话的人，突然说：“我和谁谁谁，跟裴晋公都是老交情。从前没当官时，我们有过约定，不论谁发达了，都要互相扶持。我从政多年经验丰富，裴晋公却一直不肯重用。”这话传到裴度耳朵里，裴度对传话的人笑笑，说：“我确实负了约。你见过灵芝、珊瑚吧。”那人说：“灵芝、珊瑚，都是稀世珍宝。”裴度又说：“你游玩过山水吧？”那人说：“名山大川游了很多，只有庐山瀑布像银河，举世无双！”裴度说：“灵芝、珊瑚都是珍宝，但要盖房子，还是得用樟木、楠木、桤木；瀑布可以入画，但对百姓生活没有帮助，要灌溉良田，还是得河水。那个人的德行文章、气度举止，可以作为大臣的表率，谁看了都会尊敬，但是长厚有余、机灵不足，而且懦弱多疑。从前人民质朴，地不过千里，官不过百员，内无权臣作乱，外无奸诈祸害。画地为牢，人不敢逃；只用穿赭衣作为惩罚，人们就不敢犯罪。虽然叫列郡建国，分封侯爵伯爵，可即便是大国，也不过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县，很容易治理。现在天子设置一万八千个官职，三百五十个郡，四十六位将帅，八十万大军，礼乐文物、官员士子，都远远超过古代。如果没有王佐之材，我怎么敢随便举荐他呢？”
《唐语林》不是正史，此时不能完全坐实，但其中的道理，大抵不错。一句话，要量材使用。可是，范雎举荐郑安平和王稽，做到这一点了么？郑安平败仗可以理解，投降不能原谅；至于王稽，里通外国，更是让人无法接受。按照秦国的法律，荐举失察，要负同样的罪责，范雎应该被夷灭三族。但是秦王的宠幸还没过保质期，所以丝毫没有追究。
范雎推举私人、谗杀大将，毫无疑问，都是将个人好恶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说白点，他并没有为秦国效力的真心。他为秦王分析天下形势，制定“远交近攻”、“固干削枝”的策略，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个人地位，而非为秦国统一天下。当然，我们这么要求他，可能也有点超出时代。战国时期，人才流动非常频繁，一不高兴，抬起屁股就可以走人。“楚才晋用”这个成语，就是那种局面的产物。所以说，当时的人们，很难有祖国的观念。祖国观念都没有，你还要求他为别的国家效忠，这怎么可能。
如果我是范雎，也许不会滥用私人、谗杀大将，但也很难真心为秦国效力。秦国是什么？秦王，还是那一套官僚机构？反正国家是大片的泥土，不会说话；人民是遍地的农人、贩夫走卒，会说话但没人听。效力最大的，就是那一套独裁统治。它像一架巨大的机器，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总体而言，没有人能独立改变机器的运转，每个人都制人，也制于人。其实，王稽向范雎跑官时说的那番话，还是蛮有水平的。他说：“有三件事无法预知，三件事无可奈何。秦王某天晏驾，是第一个无法预知；您突然归西，是第二个无法预知；我暴病死于沟壑，是第三个无法预知。一旦秦王晏驾，您再恨我，也无可奈何；如果您突然归西，您再恨我，也是无可奈何；假如我暴死沟壑，您再恨我，还是无可奈何。”意思很明白：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现在秦王还宠信你、我还年轻有精力能折腾，赶紧给我个官儿当当吧。
说这话水平高，是因为他看清了问题的实质：上有独裁之君，下有专权之臣。算是相辅相成，类似磁铁的南北二极。这就是他们生活的时代。
风筝飞得再高，总有一隻手，在地上牵着。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大将再勇猛，将士再顽强，最后还是要输在案牍文书手中。这就是白起们的命运。然而，在这一整套以独裁为基础的官僚机制里，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他们的斗争，基本上是零和游戏：秦王拖延了灭赵的时间，增加了战争成本；白起丢掉了性命；范雎丧失了名誉。儘管他最后在蔡泽的劝说下，急流勇退，落了善终，但谗杀大将的恶名，却永世难消。只要《史记》不失传。人们就会一代代地铭记下去。
不是么？
第40节：瞧瞧他的暴脾气(1)
瞧瞧他的暴脾气
——廉颇之死
导读：赌玉是玉石交易中的通行规则，它赌的不是财力，而是眼力，当然也有运气成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赌玉的人是谁，他的结果如何？赵奢成为名将的奠基之作，是阏与之战；名将廉颇的谢幕之作，却并非长平之战，而是鄗代之战。身为大将，廉颇因何与同僚乐乘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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