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夏和段干木当时居住在魏国的别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魏县，鸭梨之乡。那座礼贤台位于魏县的东郊，当然现在早已漫入荒土。正所谓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可在当时，它强大的气场，还是感染了子夏和段干木。他们决定接受魏文侯的请求，前往西河讲学。一同前去的，还有公羊高、谷梁赤，以及子贡的弟子田子方。子夏身体不好，段干木等人只好衝到前台，担任讲学的主力。魏文侯对段干木十分恭敬，“过其闾而轼之”，就是每次经过他的门前，都要手抚车前面的横木，遥遥致敬。据《吕氏春秋》记载：“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于堂而与之言。翟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汝欲官则相至，欲禄则上卿至，既受吾赏，又责吾礼，无乃难乎？’”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魏文侯见段干木，总是恭敬地站在他跟前，累了也不歇息；但是见翟璜，却总是坐着。至于原因，魏文侯说得非常清楚。就是那句话：上帝不会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一个人。无论何时，你想图别人的实利，就别想获得他的尊重。非此即彼。
魏文侯礼敬段干木，倒是收穫了实利。据《吕氏春秋?期贤篇》记载，有一年，“秦欲攻魏，司马唐谏曰：‘段干木贤，魏礼之，不可加兵。’”《史记?魏世家》也有相似的内容，可以互为印证：“秦兴兵欲攻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未可图也。”这样一来，不但段干木的名气直线上升，魏文侯的贤明也声震天下，八方才俊纷纷来投。
这个广告效应，正是魏文侯想要的吧？只是效应如此强烈，直接阻止了一次战争，恐怕是他想不到的。这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中叶，美国对钱学森的留难。他们的理由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钱学森都值二十个师，当然不能随便放他回中国。那是典型的放虎归山。
不仅魏文侯，李悝和吴起，也投入子夏门下学习。公羊高和谷梁赤在授课之余，还为《春秋》作传，就是所谓的《公羊传》、《榖梁传》，连同《左氏春秋传》也就是《左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但钱宾四先生和章太炎认为，这个说法颇可推敲，它实际上跟吴起有关。
汉代以前，人们并无“史学”观念。学术的大分野，只有经学和子学。班固在《汉书》中，根据刘向、刘歆的《七略》，分别称为“王官学”和“百家言”。也就是说，历史记载，掌握在官家手中。孔子着《春秋》，实际上有僭越之嫌。有点越轨。因为这属于“王官学”的范畴。当时不仅普通人无权修史，就是各个诸侯国的史官，也都是周天子派过去的，属于中央派驻地方的干部，人事关係不归诸侯国管。所以齐国的崔杼杀害国君，史官这样记上一笔：“崔杼弒其君”。一个“其”字告诉大家，那是崔杼的国君，而非史官的。正因如此，崔杼虽然杀掉了这个太史，却无权任命新的史官，太史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又被杀；第二个弟弟接过笔简，记录的内容口吻依然没有变化。崔杼无奈，这才停止屠刀。一个叫南史氏的史官听说之后，担心无人修史，就捧着自己的笔，带着竹简，要去拾起那个沾满鲜血的接力棒，半路上得到最新消息，这才作罢。
第21节：他动了谁的奶酪(6)
很难说清楚，史官记录各个诸侯国的事情，是作为历史，还是作为年度工作报告。在当时，只怕他们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时间和历史观念。有这样清醒的历史意识的，孔子可谓第一人。不管怎么说，他写的《春秋》既然是“王官学”，在“经”的范围内，所以就可以有传，而且一下子就出来三部。
《春秋三传》有何区别？宋代的叶梦得认为，左氏传事不传义，公谷传义不传事。朱熹说：左氏史学，事详而理差，公谷经学，理精而事误。主角儿是名将吴起，现在却在《春秋》和《左传》上打转转，算不算跑题？当然不算。这个问题跟吴起关係深切。
关于《春秋》，孔子自己说过，“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某窃取之。”这其中的“义”，简而言之，相当于“道”，脱离不开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孔子作《春秋》，只记结果，所谓“述而不作”，如何评价、解释那些历史事件，就成了问题。后世为《春秋》作传，其实就是争夺对历史的发言权和命名权。本来，儒家讲究“礼、乐、射、御、书、数”，所谓“六艺”，但不同的门派和传人，各有侧重。公羊高、谷梁赤是典型的儒生，难免迂阔；吴起受过曾申的训斥，更加注重经世致用。所以《三传》的差别甚大。
钱宾四先生和章太炎认为《左传》与吴起有关，甚至就是出自他手，当然并非因为这个原因。《左传》的全称是《春秋左氏传》，钱宾四先生认为，如果确实是左丘明写的，为何不叫《春秋左丘传》？其中的“左氏”，应该是地名，吴起正好是卫国左氏人；不仅如此，《左传》对晋国和楚国，记录得特别详尽，吴起正好有此优势；《左传》里尽说魏国的好话，吴起长期捧着魏国的饭碗，甚至还想入相；《左传》对战争的记叙相当精彩，显示作者似乎有很高的军事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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