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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札在历史上被传为美谈。比如季札挂剑的故事。说的是他配着一口精美的宝剑出使晋国。路过徐国时，徐君爱不释手。季札因为还有外交任务，这剑相当于外交礼器，心虽许之，但并没有马上就给徐君。可是等他回来，徐君已经死去，于是季札就把宝剑挂到他的墓前，算是实践心中的意愿。

季札挂剑，当然算是美德。但推辞王位，却是好心办了坏事。当然，没有证据表明他是沽名钓誉的伪君子，责任不该由他来负，问题出在他父亲和大哥身上。政治不能讲温情。那只能误事，造成更大的损失。人们上了酒桌，经常要你推我让，假意谦虚一番，因为大家都知道，无论如何推辞，最后总会有个座位，大可假戏真做，表现一番美德，活跃活跃气氛。但王位不同，实在不能客气。政治有规则也未必能办好，没有规则只能办坏。历史不能倒推，我们这么说，不是因为后面出了问题，而是因为选择君主的首要标准不是贤，而是能。如果在早期，也许还行，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就像京剧《刺王僚》中那段花脸唱腔说的：列国之干戈厚，弒君不如宰鸡牛。此时君主一味的贤，国家早晚会成为别人的盘中餐，实在不值得自豪。

不说季札，还说伍子胥。他到了吴国，通过公子光的引荐，见到了吴王僚。大家都知道江浙一带习惯养蚕。当时吴楚的边界地带，都有这个习惯。养蚕得有桑树，因为蚕靠桑叶活命。有一年，两国边境地区的女人，为了争夺桑叶发生斗殴，最终演变成国家战争。吴王僚于是命令公子光，领兵御敌。公子光旗开得胜，接连攻克两座城邑，然后凯旋班师。伍子胥当然不过瘾，就对吴王僚说：“楚国可以击败，现在正是时候。请大王命令公子光，继续进攻！”这话公子光可不爱听。他说：“伍子胥不过是想报私仇。现在根本不是跟楚国决战的时候！”

第6节：二小人葬送一名将(5)

伍子胥凭藉作为谋略家的敏感，慢慢察觉到了当时政治氛围中的微妙因素。他明白，公子光的注意力在国内，而非国际事务。对他来说，王位显然比楚国重要。再提类似的建议，会自讨没趣。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这人非常有意思，虎背熊腰，人高马大，打起架来不要命，但却有惧内之美德。跟人打得正高兴，小巧玲珑的老婆一声召唤，他立即转身，乖乖地跟她回家。小女子降服大男人，两人走在一起相映成趣，正所谓一物降一物，滷水点豆腐。伍子胥非常好奇，就问专诸怎么回事。专诸不以为然地说：“嗨，这有什么？我甘居一人之下，必能处万人之上！”人才，真是个人才。伍子胥心里连声讚嘆，随即把他推荐给公子光，然后自己带着还是孩子的熊胜，到乡下种地谋生，等待时局变化。

我们说伍子胥是谋略家，不仅仅因为他后面的治国方略。从这件小事，也能看得出来。按照道理，直接效忠吴王僚，风险小，可靠程度高。可他的政治投资，却选择了姬光。他为什么要这样？正统观念多是后人强加的，掘墓鞭尸的伍子胥肯定不会有。而且即便有正统观念，也很难说姬光就比姬僚有更多的政治资本。

史料中找不到证据，可以证明姬光的贤能超过姬僚——姬僚唯一明显的毛病，大概是口腹之慾过于强烈——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有两个。一是伍子胥发现了姬光身上的特殊素质，不但适合当一把手，还有称霸的能力，能灭楚报仇；二是拥戴姬光一旦成功，他自己的政治资本将会水涨船高，发言权和影响力，肯定远胜于在姬僚跟前，更有利于復仇。

这也是伍子胥作为谋略家的职业素养。当然在这里，也许可以换个字眼，叫野心家。反正他推荐了适合做杀手的专诸，随即后退半步，静观待变。拿现在的话说，专诸类似社会上的烂仔小混混，冒充黑社会的那种。杀手这活儿，只有他们敢干能干会干，伍子胥不适合。行文至此，我们也许会有疑问：伍子胥这样做，不是坐山观虎斗吗？太狡猾，太不够意思了吧？换了别人，这个疑问能够成立，但在伍子胥身上不行。为什么？他有更大的目标：復仇。他不能输。他输不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哪怕是忍受狡猾不忠的骂名，也值得，也更能看出他的血性和隐忍。所谓忍辱负重。特殊的事情自然需要特殊的手段。这样的大事，正人君子还真不能胜任。更适合他们的土壤，是安静宽敞的书房。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社会分工。

姬光苦苦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那一年，昏庸好色的楚平王下了地狱，他跟秦国公主生的儿子轸，被立为楚昭王。有个词叫“礼不伐丧”，不伐丧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公法”。吴王僚对遵守这个游戏规则毫无兴趣，决心趁机会捞一把，就派烛庸、盖余两位公子，带兵伐楚，结果却被截断后路。就是那句话：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可到了那个时候，哪里还有回头的余地。

主力出击，国内空虚。在道义上更有继位优势的季札，碰巧又出使他国，不在国内。机不可失，姬光决定动手。那一天，他在家里张灯结彩，大摆筵席，要请姬僚吃饭。姬僚这人倒不是棒槌。竞争对手之间，往往会有这样的心灵感应。姬僚因此做了精心的准备：从王宫到姬光门前，都排有披挂整齐的士兵；姬光门口直到宴会大厅的台阶两边，都站有姬僚的亲信；姬僚左右还有两个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