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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不是有人说吗？高中教育又不是义务教育，学校里居然还有校规，这会不会很奇怪。他们说的没错，如果不想来上学就退学好了，反正又不是义务教育，学校不会强迫你来上课。但并没有学生因此而退学。所以啊，这个国家的高中教育其实也早就变成义务教育了。

“我希望您能够明白，其实我并不赞成体罚。只要学生们不迟到，在上课的时候不吵闹，不把我这个丑陋的老人当成傻瓜戏弄，不会忘记我布置的作业，我也会每天笑呵呵地站在讲台上给他们上课。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的学生都是些不打不成器的傢伙，毋宁说，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日本人都是这副德行。我希望您明白我说这些话的意思。”

语文老教师的声音时而柔弱时而有力，这番话是他对吉敷以及这个社会发出的哀诉。吉敷打消了反驳的念头。不，倒不如说对于大竹老师这番声泪俱下的言论，吉敷根本反驳的余地。他说的是对的。

归程的电车中，吉敷一直在思考。他觉得真相已大致明了，但整个案子却在真相揭示的同时变得更为模糊。吉敷不明白的是，到底谁要为为此负责？一个作家被人杀死了，杀死他的凶手自杀了，另外一个怀着作家孩子的人也自杀了，这些人中到底是谁是才是悲剧的元凶？吉敷陷入了迷思。

一个女人狠狠地谴责在小说中使用“去ら化”用词的作家。那这个作家做错了吗？经过调查，吉敷觉得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看法。因为“去ら化”并不是什么非常严重的过错，不应该受到如此严厉的抨击。

那么，坚信“去ら化”现象是丑恶的，应该彻底从社会上消失的女性就有罪吗？但将她逼到这一步，让她盲目地相信“去ら化”现象是错误的人，却是她高中时代的语文教师。

难道说，这个认为在教育中有必要进行体罚教师才要为这一切负责？但当吉敷听过他的哀告后，再从他的立场进行考虑，吉敷感觉他的确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很难说清这到底是谁的错。为了一个语法现象就杀人当然是不对的，但换个角度看，她会变得如此极端，也并不都是她的错误。在她的身上还是能够找到令人心生同情的成分。

不管怎么说，她都为自己所犯的罪付出了代价，这个案子也可以就此画上句号。这是个奇妙但又毫无余韵可言的案子。

吉敷在世四十多年，并且常年处于犯罪第一线办案，也总结出一些罪恶的模式。在这个国家里，杀人事件的模式都非常相似。他有时在想，或许这个“模式”就是促使凶案诞生的温床。

人都有一种支配慾，上位者总会给下位者带来一种不快感和无礼感。下位者因此心生怨念，这种怨念常年在心中积累盘踞，终有一日爆发并产生杀意。杀人事件通常就是在这种模式下诞生的。而那些上位者并非是真的拥有自信，认为自己有权利去支配那些下位者。他们之所以会百般刁难那些下位者，是因为他们的自卑情结作怪，劣等意识产生了逆流。在压迫下位者的同时，那些上位者也受到比他们级别更高的人的压迫。

像以前在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欺压原住民的日本军人和特高 就是这种心态。那些被上级压迫，却将气撒在当地民众身上的日本军人，其实有一大部分都是在本国受到地主虐待的贫农。被派往欧洲的杰出外交官，也很快就能融入了欧洲人的社会。

说实在的，我感觉日本社会通常只会在一种状态下保持稳定。政府必须对民众动用武力，日夜进行希特勒式的狂吼，施以铁拳般的压制，这才能维持社会的安定，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暴力的，高压的社会。日本人天性如此，放他们不管的话，他们自己也会组成这样一个社会。

旧日本军界就是这种形态的典型，至于监狱，或者是刚刚参观过的学校，甚至是体育俱乐部在本质上和军界也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没他们那么极端罢了。

商社和企业组织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如果把目光投向那些体力劳动为主要工作内容的基层公司，那就发现他们受到的影响远远高过上层。

但以上说的那些组织都没有吉敷所在的警界来的典型。在警署里，级别越高的人嗓门也越大。他们傲慢无礼，常常对下属颐指气使，用向下属施压的方式来维持这个组织的秩序。

战争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式了，但过了这么多年，这种事还是没有改变，这真是让人感到惊讶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即便想改也很难改，或许可以将这种心态当出生于这个国家的人的宿命。就算获得了自由，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使用。说到底，这都是因为日本人的自律能力很差所致。

这种精神损害却全会困扰他们一生陪伴他们到死。那些不知道用酒精或者其他适当的方法来消解这种压力的人常常做出违法的行为，但他们无法意识到自己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的理由。

唉，但这种事就算对主任那种人也没用。他们肯定会臭骂你一顿，问你是不是睡糊涂了啊，净说些不知所谓的废话。

在这次这个事件中，“去ら化”，这个语法现象是案件的重点，所以吉敷一开始还以为本案或许和高知阶层有一定联繫，会比较特殊。但调查的结果显示，案子的起因和动机仍旧脱不出上述那个模式的范畴。受到压迫的人将自己的怨念转化为暴力施加给比自己低一层的人，以此来抵消自己的不快。无论在那个时代，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