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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古井教授从放在脚边的黑色公事包中取出用夹子夹住的一沓影印文件，说道：“御手洗君，关于三崎陶太的文章，昨天我做了各种思考，最后想起了某个类似的例子。两位可能也听过的李珍宇小松川事件。”

所谓的“小松川事件”，是指昭和三十三年，一名叫李珍宇的十八岁青年杀害两名女性的事件。由于这名青年是旅日韩侨，有社会团体认为因社会差别而引发的贫困是发生杀人事件的导火线，于是掀起一场为罪犯请求赦免死刑的运动，在当时成为话题新闻。

“这是李珍宇的手记。我觉得将他与《异乡人》【注】中的莫梭作比较很有意思。他无法区分自己的行为与梦境。会将自己做过的事视为梦中的体验。这个案例对我们来说应该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注】法国存在主义大师加缪的经典名作，莫梭是本书的主角。

教授说完，把那沓文件拿到眼前，开始朗读李珍宇写的手记：

在我脑中始终残留的问题是，实际行为与。梦境一混淆不清。如果我做过一些什么事情，在这些事情过去的同时产生“做梦”的感觉，那么对于这些过去的事情，就很难产生现实的感受了。我虽然做了那样的事，但我不觉得那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我对杀人这种事似乎没有特别的厌恶感，所以如果再次置身那种场合，我仍然会一如既往地杀人。

在事件发生前，我的思维与普通人一样。但当我与骑着脚踏车的被害者一起跌倒的那一刻，我想。这是真的吗？难道这不是梦境吗？这样的自问确实很可笑。但我还是情不自禁地反覆自问，好像在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第二件罪案中也发生过这样的现象。当我把刀子插入被害者的身体时，我恍惚觉得自己在做梦。不过也有一次。我很快就恢復了清醒。那就是在小松川的天台。当我听到有人上来的脚步声时，我凝视着倒地的受害者，绝望地想到家里的父母。但当脚步声远去时，我马上恢復了清醒。我难以解释犯罪时所表现出来的理性究竟是冷静呢，还是显示我本来的正常思维能力。

我做第一件罪案时，捏着鼻子与受害者说话，那是为了不让她记住我的声音。我一边这样做，一边感到很滑稽，但这绝不表示我的心情很平静。因为在意识到我就是我的同时，还感觉到自己也是另外一个人。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往往会出现这种现象，我记得好几本书里都记载了这样的例子。在做第二件罪案时，我让受害者的躯体摆出坐着的姿势，直至天黑。在那种场合，我一点都不觉得可怕，身处那种氛围，我感到很自然，等犯罪后恢復自我，反而有不自然的感觉了。我之所以不能确定自己做过的事是自己所做，大概是因为脱离了那种状态的缘故吧。我犯了罪，而思考罪行的我就是犯了罪行的我，我只能通过这样的自我提示来接受那些女孩子被我杀死的事实。

古井教授一口气读完，把影本放在学生食堂的餐桌上。

“下面是犯人李珍宇在监狱里与一名叫朴寿南的女性通信时写的东西。他是这样写的。”教授拿起另一张复印纸，朗读起来：

虽然我已犯了两起杀人案，假如不是被捕，只要有机会，我肯定还会杀人的。对于被捕，我一点都不感到后悔，还不如说是觉得快乐。这不是故作潇洒，而是心情自然地流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对自己犯的罪没有感到任何后悔。即使我现在被捕了，还是觉得，之后一旦出狱，自己恐怕还要杀人。理由是，我对杀人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感觉，这样的本性现在仍未改变。我难以理性地思考。在面对杀人这种事时，现在的我与过去的我完全一样。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

“读了李珍宇写的这段文字，除了使我们想到《异乡人》中的莫梭，也给我们带来了更新鲜的感觉。他大概在狱中读了《异乡人》一书，然后在无意中受了这本小说的影响。在梦境般的非现实感中犯下杀人行为的这名青年后来对朴寿南产生了爱情，并建立了信任感，终于能慢慢认清自己在现实中所犯的罪行。例如李珍宇之后写给朴寿南的信中，有这么一段：‘我难以用文字表达我想说的话。总之，当我对你的感情越来越强烈时，通过这种感情，那些觉得很遥远的感觉也变得近在眼前了。而且随着感情的深化，过去的问题在内心里一一復苏，让我意识到被害者的存在。’”

教授再次把文件置于餐桌上，继续说道：“从心理治疗和心理辅导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有很大的意义。我认为荣格和弗洛伊德的梦境分析是一种通过牢牢抓住梦的本质，把梦中的现实和现实生活中的事实联繫起来的知性技术。但当某人面对远远超越自己的理性和常识界限的非常事态时，他会急速地丧失现实感，也就会把包含自己在内的现实误以为是梦境。李珍宇的手记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那么，三崎陶太所写的文章又如何？他与李珍宇有共通之处吗……”

“教授，我正有此意。”默默听着的御手洗，合拢双掌，手指像弹钢琴似的律动着，欣喜地说道，“三崎陶太的那篇文章没有现实感，在第三者看来，会以为是对梦境的描写。但他的心情与李珍宇相同，才写了那篇文章。所以，文章中所写的事有可能与小松川事件一样，全部都是事实。”

御手洗得出的结论显然与古井教授的用间相悖。教授露出几分沮丧的表情，对御手洗说道：“你是不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