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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任何崇高的理想都与庸俗的现实相依为命一样，本朝仕途的道德标准也携带着功利的目的。因为热衷于仕途的士大夫们不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还要为自己，为妻小，为宗族，为亲党谋福利，谋权势。于是察举征辟之中，就有了复杂的文章，直至成了赤裸裸的贸易活动。孝和皇帝以降，帝国的察举铨选，多为外戚、宦官交替把持，朝政昏暗，士风日下，忠正之士被废，虚诈阿谀之徒登堂。不能说，外戚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士大夫们，故意要把帝国的制度搞垮，但他们总是将权力看成是聚敛财富的手段。这种权力经济观，势必给本朝的政治乃至经济带来严重的恶果。命运总是将才华加上清贫交给前者，而将平庸加上财富交给后者。孝桓皇帝朝，京师就传着一首民谣：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至少在孝顺皇帝朝，士大夫们已有清流与浊流的区分。当时的地方吏治和政治风气已腐败不堪，因而政府监察部门不得不于汉安元年(142)，选派八位御史，到各地巡察。武阳人张纲，作为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却将这种走过场的巡察看得最透。他的车驾刚刚走到京师外的都亭，他就命手下掘了个大坑，把马车的轮子卸下，扔了下去。部属不解其意，张纲冷笑着对他们说了八个字：“豺狼当路，安问狐狸?”

这种分化与衝突，到了孝桓皇帝朝；愈演愈烈。清流士大夫和一些在野的处士、太学生，以及郡国学府的生徒们，以气节、道德、文章相互标榜，引为同志。他们希望用扭转社会风气、掌控舆论，直言进谏甚至动用权力来医治身患绝症的大汉帝国。渐渐地，一个有号召力的士人集团，从帝国的各种社会阶层中独立了出来。

他们的至圣先师孔夫子说过：“君子朋而不党。”结党是可耻的，结党营私者正是他们的敌人。可是，本朝的许多事情都属于见怪不怪之类，被称作“党人”而载入史册的，恰恰反成了他们自己。

帝国的最高学府――太学，自世祖光武皇帝建武五年(29)起，就坐落在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了。它的讲堂长十丈，广三丈，令天下的学子们心嚮往之。本朝的名儒大师，往往在其中充任太学博士，教授由京师的公卿子弟以及游学之士组成的太学生。到孝桓皇帝朝，太学生已达三万人。这些师生，都享受着朝廷的俸禄和津贴。大概也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似乎有着超乎学生本分的政治责任心。他们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钻研经典这件事本身，就为帝国的文教增添了光彩，就不辜负帝国发给他们的奖学金。他们总是本着经典中那些圣人所说的远不可及的理想标准，衡量本朝的政治。太迂阔，太不实际了。可他们又太会造声势了，他们有的是名声和号召力，许多人的家中，世代公卿，有着深厚的政治背景。

孝桓皇帝朝的一天，当时，大将军梁冀尚把持着国柄。一个名叫郭泰，字林宗的学子，打太原介休来到太学。他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衣着朴素但却风度翩翩。经过几天的辩驳，他的学识使得太学里的师生们接纳了他。渐渐地，他竟成了太学生瞩目的人物。其实，他的出身与任何一位同学比都相形见绌。他很小就成了孤儿，长大后，母亲见家里穷得不行，让他到县衙里弄份差使干干。可他却说：“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他向姐夫借了些钱，约了同学、后来曾任本朝太尉的宋仲外出游学。到了成皋地界，一起就学于经学大师屈伯彦。那时他并日而食，衣不蔽体，常常裹着一条被单进进出出，进则蔽于前，出则蔽于后。在精通经典，练就善辩的口才并妙解音律、天文、数术之后，他决定去京师碰碰运气。

大约在延熹二年(159)，郭泰拜访了一个人：当时的河南尹李膺。

李膺字元礼，颖川襄城人。其祖李修，是孝安皇帝朝的太尉。其父李益，是赵国的相国。可谓三世公卿。而他却对郭泰这样一位寒士一见如故，大加讚赏。此事一时轰动朝野，传为佳话。因为一名白衣士人，一旦被大名鼎鼎的李膺容接，就被看成是登龙门了。太学生中与郭泰齐名的，还有颖川人贾彪。由于郭泰的引荐，漆工出身的申屠蟠、小贩出身的孟敏、仆人出身的庾乘，以及农夫出身的茅容，都加入到太学生的圈子中来了。当学府中的道德文章理想和学生们年轻而衝动的生命结合到一起，加之有了学生领袖，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情了。

他们的运动叫做“清议”。不过，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构党的名声，这完全出于一种民间歌谣的误会。

孝桓皇帝未登大宝之前，曾拜甘陵人周福为师。周福的学识，不如他的同乡河南尹房植。可是，周福却因学生而富贵，担任了本朝的尚书。于是两人的学生和宾客们争气斗胜，无事生非地编了一首歌谣，叫做：“天下规矩房伯武(房植字)，因师获印周仲进(周福字)。”并且到处传播，互相攻讦。于是他们被戏称为党人。后来又传出一首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瑁但坐啸。”这是因为汝南太守宗资，任用了名士范滂为自己的下属，一切事务，惟范孟博是听。而南阳太守成瑁，也委政于岑?的原因。太学生们觉得有趣，也感到这种歌谣便于传播，于是他们便意气用事地指点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