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隻手打破一小片玻璃，然后又是一小片，儘量把窗户玻璃上的洞扩大，随后便伸了进来，一直伸到手肘。这隻手在窗台上摸索着，寻找着可以打开的窗钩。
露西竭力不出声地、极慢地把枪换到左手，然后用右手从裤带上抽出斧头，高举过头，使出全力，向亨利的手砍去。
他大概是听到了风声，或是看到了窗后黑影一闪，因为就在斧头落下前的瞬间，他把手抽了回去。
斧头劈进了木窗台里，插在那儿了。霎时间，露西以为她没砍中。但紧跟着，从窗外传来痛苦和失落的尖叫。她看到，在斧刃旁边，在涂过清漆的木头上，留着毛虫似的两截断指。
她听到脚步声跑了开去。
露西吐了。
这时疲劳向她袭来，随后便是一阵自怜。她已经吃尽苦头了，这个世界上有警察和军人应付这类局面，谁有权指望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这样一直拖住一个杀人凶手?如果她现在顶不住的话，谁又能指责她?谁能够凭良心说，他能够做得更好，坚持得更久，把勇敢、坚定和机智再保持一分钟呢?
她已经尽到责任了。那些在岛外的警察和军人，那些接受无线电信号的人——他们该把责任接过去了。
她把目光从窗台上那怪模怪样的东西上移开，并疲惫地走上楼去。她拿起第二支枪，把两支枪都带进卧室。
乔还在熟睡，上帝赐福他吧。他一整夜几乎没动，对身边这场惊天动地的争斗一无所知。不知怎样，她感觉得出来，他现在睡得没那么沉了：他面部的样子和他呼吸的方式使她知道，他很快就会睡醒，要吃早饭了。
她现在渴望着那种单纯的生活：早上起床，做早饭，给乔穿衣服，做那些简单、乏味、安全的家务琐事，诸如洗洗擦擦、割草、煮上一壶茶，等等。
那种生活永远不会再来了。
她曾经嚮往着刺激、城市、音乐、人群和各种新的思想。如今，那种渴望已经离她而去，她无法理解当初她为什么会有那些嚮往。现在在她看来，安宁平静理应是一个人唯一要求的东西。
她坐在无线电前面，研究着那些旋钮和指针。她打算把这唯一的一件事做完之后就不再作任何的努力了。她尽了极大的努力，迫使自己再多有条有理地思考一会儿。那些旋钮和指针的可能组合不会太多。她发现了一个双定位的旋钮，便转动一下，敲击起摩斯电码按键。没有声音。也许这意味着话筒的线路已经接通了。
她拉过话筒，对着它讲起话来：“喂，喂，有人吗?餵?”
有一个旋钮上方有“发射”字样，下方则是“接收”。现在对着的是“发射”。如果外界要对她答话，显然她得把旋钮转到“接收”上。
她说：“喂，有人在收听吗?”说完就把旋钮转到“接收”上。
没有回答。
接着便是：“回话，风暴岛，收到了你的声音，响亮而清楚。”
那是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年轻又健壮，能干又自信，使人放心。
“回话，风暴岛，我们一夜都在设法和你联繫……你到底一直在哪里?”
露西把旋钮调到“发射”，还没说话，就大哭了起来。
36
由于吸烟过度和睡眠太少，高德里曼头疼了。他喝了一点威士忌来帮他度过在办公室这忧心忡忡的长夜，这是个错误之举。什么事情都和他作对：天气、他的办公室、他的工作、这场战争。自从他开始反间谍工作以来，这是第一次发现自己渴望那落满灰尘的图书馆、难以辨认的手稿和中世纪的拉丁文。
特里上校端着一个托盘，上面摆着两杯茶，走进房里来。“没人在睡觉。”他兴致勃勃地说着，坐了下来，“来点饼干吗?”他向高德里曼举过一个盘子。
高德里曼没要饼干，只喝了茶。茶水落肚，他的精神振奋了些。
“我刚接到那个吸粗雪茄的人的电话。”特里说，“他和我们一样整夜没睡。”
“我想像不出为什么。”高德里曼酸溜溜地说。
“他在担心哪。”
电话铃响了。
“我是高德里曼。”
“阿伯丁的皇家观察部队和您通话，长官。”
“好的。”
这时传来一个新的声音，对方是个小伙子：“我是阿伯丁的皇家观察部队，长官。”
“说吧。”
“您是高德里曼先生吗?”
“是。”天啊，这种军人派头可真能拖时间。
“我们终于和风暴岛联繫上了，长官。”
“谢天谢地!”
“那不是我们原先的观察员，而是个女人。”
“她说什么了?”
“还没说呢，长官。”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高德里曼强压下他心中升起的火气。
“她只是……唉，哭个不停，长官。”
“哦，”高德里曼犹豫了一下，“你能给我接通她吗?”
“能。别挂断。”电话中传来几声咔嗒声，然后嗡地一响。这时高德里曼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哭泣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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