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张是九年前才拍的。
米德温特先生把这几张照片翻拍了。
海因里希·鲁道夫·汉斯·冯·穆勒-古德(“咱们还是叫他费伯好了。”高德里曼说着，笑了一声)于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西普鲁士一个叫做奥伦的村子里。他家世代都是当地殷实的领主，父亲是家中的次子，他本人也是次子。次子都是要做军官的。他母亲是第二帝国一位高级军官之女，生来就受到教育，要做贵族夫人，也果真如愿以偿。
他十三岁的时候，进入了巴登的卡尔斯鲁赫军校，两年后转入柏林附近更有名望的格罗斯-李奇特菲尔德军校。两所军校都以艰苦训练、纪律严明着称，学员的思想是靠藤条、冷水澡和粗劣的食物来磨炼的。海因里希在那里学会了讲英语和法语，还学习了历史，最后以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分通过了毕业考试。在他就学的经历里，只有另外三条记录：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他反抗当局，直至半夜溜出校门，步行一百五十英里到了他姑妈家;在一次训练中，折断了他的摔跤教官的手臂，还因为不服从上级挨过鞭子。
一九二〇年，他作为见习军官在韦塞尔附近的腓特烈菲尔德中立区短期服役，一九二一年在梅兹的军校接受军官训练，并于一九二二年被授予少尉军衔。
(“你那次用的什么字眼?”高德里曼问布劳格斯，“‘相当于伊顿和桑赫斯特的德国贵族学校’，对不对?”)
随后的几年里，他在五六处地方短期执勤。他也是个成绩出众的田径运动员，尤其是在长跑项目上。
他和人从不深交，从未结过婚，还拒不参加纳粹党。由于国防部一位中校军官的女儿怀孕这件事不明不白地牵连到他，他晋升为中尉一事被延迟了，但最终在一九二八年他还是当上了中尉。他和上级军官谈话时仿佛是同级，这一习惯之所以得到接受和原谅，是因为他是个步步高升的年轻军官，而且是普鲁士的贵族。
二十年代末，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校成为海因里希的伯父奥托的挚友，并多次在他家的奥伦庄园中度假。一九三一年，还没上台当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曾是那里的座上客。
一九三一年，海因里希晋升为上尉，併到柏林执行秘密使命。这是他最后一张照片拍摄的时间。
大约从那时起，他似乎就不復存在了。
“剩下的我们可以推测，”珀西瓦尔·高德里曼说。“德国情报机构训练他掌握了无线电发报、使用密码、测绘地图、盗窃、讹诈、破坏和暗杀。他在一九三七年前后来到伦敦，有充分时间为自己弄到可靠的掩护身份也许是两个。他的孤独习性是间谍生涯磨炼出来的。战争一爆发，他就认为已获准杀人了。”他看着他办公桌上的照片。“他是个挺帅的傢伙。”
那是第十汉诺瓦狙击营长跑队的合影。费伯的位置居中，举着一隻奖杯。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和长长的下巴，蓄着短短的头髮，一张小嘴上缀着窄窄的鬍鬚。
高德里曼把照片递给比利·帕金。“他变化大吗?”
“他的样子要老多了，不过也可能是他……装的。”他沉思着端详着那照片，“他的头发现在长多了，鬍鬚也不见了。”他隔着桌子把照片递过去。“不过这就是他，没错。”
“檔案里还有两条，都是推断。”高德里曼说，“第一，他们说他可能在一九三三年进入了情报机构——一名军官的履历没有明显的原因而中断时，一般都会这么猜测。第二条是谣传，未经任何可靠来源证实，说他当过几年的史达林亲信顾问，用的名字是瓦西里·赞可夫。”
“这难以置信。”布劳格斯说，“我不相信。”
高德里曼耸了耸肩。“在希特勒上台的那段时间，有人劝说史达林处决了他的军官中的精英。”
布劳格斯摇了摇头，换了个话题：“我们下一步该往哪里走呢?”
高德里曼想了想。“咱们把帕金中士调过来。他是我们所知唯一一个亲眼见过‘针’的人，他了解的情况很多，我们不能让他在前线冒险了。另外，把这幅照片好好复製一下，由一位修版师把他的头髮加厚，把鬍鬚去掉。然后我们就把照片分发下去。”
“我们要大张旗鼓地通缉他吗?”布劳格斯疑惑地说。
“不，目前我们要悄悄地动手。如果我们一登报，他就会闻风而遁。当前只要把照片送到警察部队就可以了。”
“只做这些?”
“我想就这些。除非你另有主意。”
帕金清了清喉咙。“长官?”
“嗯。”
“我当真宁愿回部队去，我不适合做行政工作。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你没有选择的余地。中士。在这个斗争的舞台上，多一个少一个义大利村庄没有什么不同——但这个叫费伯的人却可能使我们输掉这场战争。用美国人的话说：‘我不是在开玩笑。’”
11
费伯钓鱼去了。
他平躺在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小船甲板上，四肢伸展开，享受着春天的阳光。船以每小时三海里的速度沿运河漂流，他的一隻手懒洋洋地握着舵杆，另一隻手放在鱼竿上，鱼线拖在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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