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章太炎在一九三六年逝世，到了十月间，他自己也去世了。他所写的《关
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可说是最后文字之一。他对于太炎先生的评价，和一
般世俗人说法并不相同。他说："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
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
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
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巳经出版
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
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为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
杂誌《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
今并没有忘记……民国前五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
《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是为
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听讲也在
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
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巳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
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思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
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理;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又攘夺国柄，
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为巨大的纪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的，恐怕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
壶，接受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是白圭之玷，并不是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世无第
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①那时，鲁迅巳在病中，而力疾作文，以表师德，也
可见他们师生间的契合
周作人说：鲁迅在东京的朋友不很多，据他所知道的，不过十来人，有的
还是平常不往来的。那些老朋友之中，周氏说到了袁文薮，说鲁迅从仙台退了学，来到东京，决心要做文学运动，先来出一本杂誌，定名叫作《新生》。他
拉到了两个同乡友人，给《新生》写文章，一个是许季弗，一个是袁文薮(袁后来到英国去留学了 〉。袁与鲁迅很是要好，至少关于办新杂誌谈得很投合罢， 可是离开了东京之后，就永无音信。还有一位朋友是蒋抑卮，杭州银行家，他一九〇八年往东京割治耳病，住在许季弗处，所以认识了鲁迅。他颇有见识， 旧学也很好，因此很谈得来。他知道鲁迅有介绍外国小说的意思，愿意帮忙， 这便出版了两本《域外小说集》。民国以后，鲁迅在北京时，蒋北来必去探访， 可见他们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
周氏又说到蒋观云与范爱农。蒋名智由，是那时的新党，避地东京，在
十
《清议报》上写些文章，年纪总要比鲁迅大
―
十岁了，因为他是蒋伯器的父
亲(伯器，民初的浙江军事家，与蒋百里齐名)，所以同乡学生都尊他为前辈， 鲁迅与许季弗也常去问候他。可是到了徐锡麟案发作，他们对他就失去了敬意了。在鲁迅的回忆录中，描画得最深刻的是范爱农(见《朝花夕拾》〉，范氏是《越谚》着者范寅的本家，在日本留学，大概是学理工的，起初与鲁迅并不认识，第一次相见乃是在同乡学生讨论徐案的会场上。其时蒋观云主持发电报给清廷，有许多人反对，中间有一个人，蹲在屋角(因为会场是一间日本式房子，大家本是坐在席上的)自言自语的说道："死的死掉了，杀的杀掉了，还打
他的师友
几^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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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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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鸟电报!"他也是反对发电报的，只是态度很是特另"，鲁迅看他那神气觉得不大顺眼，所以并未和他接谈，也不打听他的姓名，便分散了。这是民前五年的事(鲁迅说他是一个高大身材，长头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总像在藐视。他觉得这人很冷)。事经五年之后，辛亥革命那年，他们又在故乡相遇了。鲁迅有这么一段描写：我们"互相熟视了不过两三秒钟，我们便同时说: '哦哦，你是范爱农;哦哦,你是鲁迅!，不知怎地我们便都笑了起来，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还是那样，然而奇怪，只这几年，头上却有了白髮了，但也许本来就有，我先前没有留心到。他穿着很旧的布马褂，破皮鞋，显得很寒素。谈起自己的经历来，他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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