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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读到博士，也有一点小聪明。”台下哗的一声笑开了。我说：“我以为高年级同学才会做这样的事，谁知道一年级同学会做。看来时代是进步了。”大家又哗地笑了。我说：“是谁我都知道，我一个个核对了笔迹。下了课你自己发信息告诉我。还想抱侥幸心理混过去的也可以不发给我，我下次课在这里公布你的名字，看我公布的是不是准确。别人帮你答的卷，一分没有，没考试你还能得分？帮别人答卷的，每人扣五分。这是学雷锋做好人好事吗？前面两次小考，可能也有这种情况，卷子都发给你们了，我没法计较了。”

下课后有四个同学给我发信息，说有人帮自己答卷了。我回信息要他们把是谁帮的名字告诉我，又都打电话过来求情，说怕伤害了帮自己的那个同学。我说：“你不说我就不知道吗？卷子还在我手里。让他们知道这不是学雷锋，不诚信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几个帮考的同学也发信息来承认了错误。刘沙没打电话来，顾莉也没有。我等了一天，顾莉打电话来，说了几句就哭了。我说：“我以为你会第一个来承认错误，没想到是最后。舍不得那五分吗？”她说：“我实在不好意思，我昨晚一整晚都没有睡着。老师，我错了。”我说：“是心里真觉得错了，还是说给聂老师听的？”她说：“是心里。”

那几天我犹豫着这扣分的事是不是真的要执行？说起来吧，既然第一次课就公布了规则，那一定是要执行的，不执行就是打自己的耳光，也是对那些认真上课诚信考试的学生的不公。可真执行吧，就得罪了一批同学，十个呢，他们在网上评教给我打低分怎么办？我也想得个高分给大家看看啊，聂致远刚上讲台，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啊。犹豫了几天我感到自己是白犹豫了，其实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执行，不然无法向讲诚信的同学交代，也无法向自己交代。决定后我非常痛苦，万一学生评教的分数在全院最后，那怎么办？

这天在院里碰到了陶贤副教授，我说：“陶教授，一起吃个饭去，我还找你有事呢。”在学生食堂楼上的中西餐厅坐下，我就把扣分的事说了，问他是怎么处理的。他说：“有些老师自己的教学有问题，生怕学生打低分，尽量迁就学生，考试给高分，也许会占一点便宜。这个便宜我不占，那是害他们呢。”我说：“那好，还有人这么想，我就安心了。”

我又把刘沙的事情说了。我说：“现在都变成组织交代的任务了。”他说：“去年我也碰到过一件这样的事，是个文艺生，是从艺术专业考进来，再转过来的。也是金书记打了招呼，她还考得不那么差，五十二分，我想想她不能跟别人去争保研的资格，也不能去争奖学金，就把她放过去了，六十分。”我说：“她真能搞文艺吗？真能搞文艺那也就算了，还可以在表演上为学校做点贡献，也勉强算个说法。像刘沙这样的，他能打排球？”他说：“我们学校的体育学院艺术学院就是两条下水道，多少乱七八糟的人都以术科的成绩考进来，然后转院到这边来了。高考分数线可以降一两百分呢。你说一般的人能搞到这样的机会？

后面有两个字在操纵着，一个钱字，一个权字。”

我叹一声说：“太恐怖了。你说那个刘沙吧，他爸爸要把他的名字塞进那支得了冠军亚军的排球队去，那容易啊？考术科要排球老师点头通过，那容易啊？当然，说不容易是对平头老百姓不容易，有钱有权的人还是容易的，真的像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他爸爸是关云长，他要过那几关还不容易？现在中国只有一个高考公平一点，是穷孩子翻身的唯一机会，还被权贵撕出这么大一个裂口来了。”他说：“前任舒校长的儿子早几年也是这么进来的呢，从体育学院录了，马上转到商学院。说起来吧，学校的自主招生可以把录取分数线降到一本线，那也比别人低了三四十分吧。可这个不读书的儿子降了这几十分还不够，只能走体育学院这个渠道。他的儿子其实是个体育盲，怎么能通过术科考试？那一年就增加了一个新的科目，南拳。”陶教授握拳做出拳击的动作，“南拳。一个科目至少有七个人报才行，就来了七个人报，那六个都是来陪考的。南拳科目设了那一年，第二年就取消了。一个考试科目就是为他一个人设的，还下了文件的呢。”

陶教授长叹一口气，说：“舒校长他还是全国著名的教育学专家呢，道理一串一串糖葫芦似的呢，到了事情面前就作废了。”我说：“有这事吗？”他说：“那我编个故事哄你？”又说，“我还听说，有家长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降分录取，转了七个弯找关系，花了二十多万，搞定了。这是考学生还是考家长呢？”我说：“真有这些事吧，肯定是不好，可也能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确定自己碰到了同样的情况能够淡定，他最好不要抱怨，要怨也只能怨自己没有那个能力。他当校长他儿子连个大学都不读？或者要他不讲那些伟大的理论？都不行。道理是道理，得讲；事情是事情，得做。道理不讲铁定是不行的，事情不做也铁定是不行的。这是世界上最公开的秘密。”他说：“唉，现在太多的人都用价值理性来说，用工具理性来做。前年他儿子毕业，学校临时定一条，去下面支教一年可以保研，不受成绩局限，现在都在商学院读研呢。我看他将来要读博的，还可能当校领导。以后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