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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成功。后来蒙天舒恼火了，并不回头，就知道那中年人紧跟在后面了，一边侧了脸跟罗天渺说话，一边在身后一下一下挥动着胳膊，示意那中年人离远一点，那胳膊似乎在一声一声地说：“滚开！滚开！”那个中年人站住了，望着蒙天舒的背影，横眉冷对。我走过去说：“罗主编呢？我想跟他说说论文的事呢。”他往前面一指，怒气冲冲说：“你狠一些，你去说，看你去说！”我故作惊异地望着他，他连忙说：“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是说你，你，你去说也说不上。什么人啊！”手往前面一指，“说他们呢，什么人啊！”

很晚了张维到我房间来，进门说：“我们学校花了几十万办个会，这钱有一半是为你们那个蒙老师花的。我们搭了这个平台，在台上跳舞跳得最欢的就是他。我没有说他不好的意思，应该向他学习。君子不言利，那是古代的君子，现在是市场经济，适者生存。我看他很快就会在《历史评论》和《中国思想史研究》上发文章了，国家社科项目也快了，正教授也是捏着指头数日子的事了。”我说：“从理论上来说，真的应该向他学习，不学的话，那就看着人家在聚光灯下跳舞，自己可能连在旁边伴奏的机会都没有。事情看都是看得清的，谁傻？就是做不出那个样子啊！”他说：“做不出就替别人伴奏吧，那有点惨，所以做不出也得强迫自己去做。要主动出击，出击！”他右手握拳往前一击，又一击，“像李白那样躲进终南山，想等皇帝公主来发现自己，那是古代的故事。”我说：“怎么强迫啊！不强迫自己吧，也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给自己找个理由，说来说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心里不愿意。除了这个理由，难道还会有人来说你的好？无人见证。”他说：“开个会吧，这是学术活动，开着开着就变味了，学术这两个字变成形容词了，活动才是主语。”我说：“像我这样不会搞学术活动的人，将来恐怕真的只能当个伴奏的人了。”又说，“我想着自己拼命把学问搞好，难道真的就出不了头？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不然就太没有希望了。不但我没希望，连学术也没有希望了。”他说：“还是理想主义，害怕真实。那除非你真的把自己搞成了冯友兰郭沫若。”我说：“我还是抱有一点希望，这是对学术的一点信念。如果这点希望都没有，那我可能真的就真的没希望了，完全彻底。”他说：“这个完全彻底真的可能是完全彻底呢，可能还要把可能这两个字去掉。”

两人盯着电视看了一会，他忽然问：“现在经济情况怎么样呢？”我想说“糟透了”，又想要点面子，就说：“一般。”又补充说，“太一般了。”他说：“想不想赚点钱？”说到赚钱我心里亮了一下，想象着有一堆红票子堆在眼前。又想起早几天赵平平告诉我她又怀孕了，当时她的眼神带着一种询问，让我想到了自己承诺的那三万块钱。我说：“麓城不比广州，没有钱遍地打滚。”他说：“那是想象中的广州。”又说，“有件事本来不想跟你讲的，犹豫这两天还是讲了吧。我今年在省教育厅申请到了一个重点课题，关于广州这个城市的文化发展史，有五万块钱。最近我这个人心态很浮躁，沉不下心来写。能不能就请你帮个忙写了这本书，经费全部归你，五万！书归我去出，要赞助是我的事，稿费也全部归你。我也就挂个名，把课题结了。”又说，“有的是人想接这趟活，我不相信他们，怕写出来不像个东西，把我的名声败坏了。”我笑一笑说：“你就那么信得过我？”他说：“那当然，我们是属于那种一起下过乡，一起扛过枪的。”

这个建议我本能地非常抵触，用自己的才情去帮别人写书，这让我的自尊心难以接受。可想到赵平平，还有那五万块钱，心里又犹豫了。我实在是太需要这笔钱了。我忽然对雪里送炭这个成语产生了有体温的感受，五万块钱，红红的一堆，那是冬天里的一盆炭火啊！我说：“五万块钱对我来说是一笔巨款呢，不过广州这个城市我真的很生疏，没有情感体验恐怕写不好。”他说：“材料我那里一大堆，你搞个文化史的构架把它填进去就可以了。”我说：“让我想两天吧。”

那两天我在山上没心情看风景，也不再去想怎么与那些名刊主编接近。我把张维的建议在心中反复思考。为了几万块钱写本书，这事我以前也做过，这一次却特别地别扭。如果是一个老板请我写传记，那我挑明了奔钱去的，一场交易两相情愿，自尊心并不感到难堪。可这次要以学问的名义，学问也能拿来交易，这让我很难接受，觉得辱没了学问，也辱没了自己的职业。

有人告诉我，张维最近搞到了一个更大的项目，就是为哪个市的市长写传记，有三十万。看来他是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奔大头去了。这让我心里更堵得难受。可是，钱啊，钱啊，诱人又逼人的钱啊！有了这笔钱，生孩子前前后后的问题就都解决了。你说这钱是个老鼠屁，老鼠屁都不值，那是不行的。我没有这种豪迈，真的有，那也是矫情。可是我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不接这一趟活儿，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心灵的抗拒，不愿意。这不是理由，可又是最充分的理由。为了这个理由，也许我得做好准备，接受那样的命运，不但没有在聚光灯下跳舞的可能，连伴奏的机会都没有。

第二天就要下山了。下午张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