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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3月，我在妻子和女儿佩吉陪同下为大通作全球旅行期间，在约旦曾短暂停留，以便见见这位国王。安曼还是一个军营，而国王已经将自己的总部迁移到了乡下。我把妻子和女儿都留在大通的飞机上，与我的大通同事们一起驱车去见海珊。当我告诉他她们都留在了机场上时，他抱歉没有邀请她们一起吃午饭。作为补偿，海珊亲自与我们一起坐他的直升飞机飞回安曼。他走上飞机问候了她们，并在离开之前把他自己的名片和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的女儿!

大约在同时，我与哈桑王储成了好朋友—国王已经将经济开发和鼓励外国投资的职责下放给了他。哈桑带我坐车、坐直升飞机分别参观了他提倡的几个项目。我们还一起参观了神秘的纳巴泰和彼得的希腊-罗马遗蹟。

哈桑相信，约旦的未来取决于更大程度地向外国公司和银行敞开大门，而这一点是政府官僚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当大通在安曼开设分行的打算被约旦银行的行长回绝时，哈桑进行了干预，改变了这一决定。1976年，我在访问了哈桑王储的家以后，与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从约旦越过艾伦比大桥，这样便避免了那永远令人烦恼的取道赛普勒斯的走法。哈桑坚持要亲自驾机把我送到那里。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后我提着自己的包走过大桥，那里有我的以色列主人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飞行员”为何许人也，虽然他对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这个事实并不介意。

我与海珊国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繫，直到他于2000年去世。我同时维繫着与哈桑王储的友情。他们两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为该地区所发生的变化起到了不为人知但却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确保了约旦—儘管面积不大—继续成为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95. 酋长、苏丹王和萨达姆

我与萨达特总统和海珊国王的友谊关係，以及我与沙乌地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广泛联繫，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但这些关係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种层次的关係，以便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石油输出国组织导致的油价上涨体现了这个地区盛产石油国家—无论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乌地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以及分散在波斯湾南部沿岸的小酋长国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决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巨大的能源储藏构成了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湾沿岸的9个国家。1971年年底，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军事力量的决定，结束了他们一个世纪以来作为波斯湾特鲁西尔沿岸阿拉伯小酋长国和苏丹统治的领土的政治指导者和军事保护者的历史，造成了一个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带，而美国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谓的尼克森主义—它依赖伊朗、沙乌地阿拉伯以及后来的埃及这样的地区强权来担负维持地区和平的重担—忽略了小政权的重要性。

96. 科威特的加巴尔酋长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一个领先成员国，已经由阿尔萨巴家族统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关係是加巴尔酋长。我第一次见到加巴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后不久。作为科威特的财政部长，他参加了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年会结束后在波坎蒂克为世界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后来，加巴尔带着他在美国学习的儿子参观了哈德孙松屋。在那里，他的儿子骑了骑我们的纯种阿拉伯牡马艾尔•阿萨德。

加巴尔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上了总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尔(科威特是君主世袭制酋长国，埃米尔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我在出访中东的旅行中经常与他见面。在一次访问中，我送给了他美国抽象派画家弗里茨•格拉纳的一小幅画作。这对于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礼物;但是，我很清楚，描绘自然—比如动物、植物或人类—的艺术品是有违伊斯兰法规的。加巴尔似乎由衷地喜欢那幅画。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心满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经把它挂在了自己家中显着的位置。(註：有一次，我试图把我哥哥内尔森的一份艺术目录带给沙乌地阿拉伯的一个朋友。一位海关官员没收了那本册子，因为册子里有马蒂斯画的一个裸体女性。我不得不请沙乌地阿拉伯的财政部长干预，以便给那本册子“放行”。)

加巴尔是个内向的人，他明白伴随着他的国家突然取得的财富，将是一场重大的变化，而他却非常巧妙地引导国家度过了这种社会和政治转折。显然，他还运用同样的能力在履行自己更加传统的职责。酋长有权力与来自传统村庄的年轻未婚女子过夜，并因此常常生儿育女。被他选中的女子据说视之为一种莫大的荣耀。

多年来，我与加巴尔酋长的友情帮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机构的繁琐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协议，允许我们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业银行。然而，我们刚刚成功地将银行扭亏为盈，科威特方面就终止了合同，不希望我们分享银行日渐上升的利润。这个结果令人深感失望。我们曾经希望，大通经理人员的强劲表现能够说服当局允许我们扩大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