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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专制或极权国家的统治集团会不见棺材不掉泪，纵使是国外的旁观者，也容易被这些国家一时的繁荣所蒙蔽。美国《新闻周刊》在1959年发出警告，苏联可能“正走在通向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高速公路上”。即使反了一辈子共的尼克森，到了1980年还在讲，“除非我们迅速行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将是美国和西方危险最大的时期。……苏联将是头号强国；美国将是二号强国”。可是，尼克森有生之年就能看到苏联解体，《新闻周刊》也有机会再报导苏联的崩溃。

五、与过去的专制大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19、20世纪新兴的专制或极权大国自兴起之时，就不得不面对自由民主思想及共和政体国家实践的强烈衝击和挑战，只能在封闭与开放中摇摆、挣扎，直到最后衰亡。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远航以后，世界各国的联繫越来越紧密，及至进入到19、20世纪，已经没有任何专制大国能建立起可全凭一己好恶将外来“敌对”或“有害”思想拒之门外的万里长城了。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的那样，“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这意味着，英国《权利法案》、《联邦党人文集》、法国《人权宣言》……或者洛克、孟德斯鸠、杰斐逊……已不只是属于英国、美国或法国，而是属于整个人类。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面对这种衝击和挑战。这种衝击和挑战是致命的，它天然地倾向于颠覆专制或极权国家的制度和观念根基。以致于处于文明劣势地位的专制或极权大国，不得不运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方法，去应对这种衝击和挑战。

但是，专制或极权国家无论多么强大，经验显示，并不足以使其人民免于统治者所不喜欢的域外文明的“侵蚀”。在对拿破崙的战争中，作为战胜国的俄罗斯，无疑属于强权的一方，可是驻扎在法国的俄国占领军军官，却受到了战败国法国的思想感染，一些人开始从精神上厌恶俄国的农奴制和专制主义。米哈伊洛夫斯基-达尼列夫斯基看到了，“法国人不像俄国人，他们不把君主视为地上的上帝”。十二月党人马特维·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则说，“我们是1812年的产儿”。这样的历史，日后又在苏联重演，以致于1946年苏共开展运动“反世界主义”，以抵制“西方”的影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不要说宣传灌输，即便酷烈的刑罚，也不足以消除人们对现实的反思和对自由民主的憧憬。在苏联，矿场机械师科斯佐夫锒铛入狱，是由于“谩骂政府不关心工人，举例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关心工人的生活”；仓库管理员焦尔诺夫说美国工人的生活要比苏联工人好，“在美国生活得非常自由，可以批评政府，那里存在着几个党派”，这也成了他的罪证；而在一家医院当科室副主任的阿韦季索夫受到指控，则是他说过，“在美国，人们甚至可以批评总统，而在我们这里，甚至对警察局的局长，也不允许说什么”。

由于极权国家没有公正而又自由的选举等政治技术来准确地测度和反映民心的向背与民意的变化，也没有自由选举、司法独立、弹劾等等手段构成的“政治结帐”机制，它高度依赖高压、隐瞒、欺骗和信息封锁，无法知道到底有多么招人喜欢或惹人嫌恶。国内的强权政治背后，是一种极度的制度心虚或者说制度自卑，既不敢让国民自由表达，也不敢让国民自由获取资讯。舍甫琴柯自1949年9月进莫斯科国立国际关係学院，到1954年本科毕业，他说自己“从未看过诸如《纽约时报》或《世界报》之类的‘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只允许研究生看。看的时候也有许多限制。至于收听外国电台广播，那是会受处分的犯罪行为”。即便如此，专制或极权大国也做不到彻底封死自己的国门，绝不跟他国来往，同时它再怎么防民之口，也还是多少需要国民能向它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愿，然而缝隙稍开，总是易成衝决溃堤之势，于是乎，专制、极权大国就呈现出一种不断地在封闭与开放之间或大或小、或强或弱敌摇摆的态势。

（二）政体与大国崛起

一、三百余年来，存在过不同政体类型的世界强国。强调只有搞专制、极权政体才能强国，和坚称共和政体才是强国的不二法门，同样缺乏历史根据。

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如果仅就国家强盛而言，一些国家是在不同的政体下走向强盛的。

一是在同一个时代有不同政体的强国。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意志第二帝国、日本帝国和英国、美国，虽然政体不同，但同时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政体差异更明显的纳粹德国、苏联和美国，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最为强大的三个国家。二战之后，苏联和美国政体迥异，却同为争雄世界的超级大国。值得一提的是，以为共和政体的国家奉行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地方自治、法治、表达自由、自由市场经济等等，不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实属无心误读或有意曲解。其实，共和国与专制、极权大国之间，只是确定要办什么“大事”和如何办“大事”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