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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的习俗还不止于寡妇们被活活烧死。在印度东部的奥里萨山地，盛行着人身祭祀。又是总督哈定勋爵（1844年7月—1848年1月在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去禁止这种可怕的做法。而力图革除诸如禁止寡妇再婚、寡妇殉夫、戮婴等“蒙昧”习俗，热心修铁路，兴水利，建电报网，设学校的总督大贺胥勋爵，甚至在印度独立后，还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非常刻苦的行政官”“心肠仁慈的统治者”。

而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印度也并非所有印度人的王道乐土。在婆罗门、剎帝利、吠舍、首陀罗这四个森严的等级之外，存在一个称作“不可接触者”的贱民阶层。这些贱民处境最为悲惨，他们甚至连利用道路、渡船、水井、学校等公共设施的权利都没有。因为“马哈尔男孩案”引发的不可接触者子弟入校读书问题，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在1858年裁决，凡是政府资助的学校，大门应向各种姓的人敞开。儘管那时贱民的孩子还是只能坐在教室外面听课，可是这个决定依然遭到了印度教徒的激烈反对。

不过，文明的步伐虽然缓慢但却在坚定地向前迈进。1923年，孟买当局通过决议，不向拒绝贱民子弟入学的学校拨款。从这个时候开始，贱民学生才获得一些学校的允许，可以坐在教室里上课了。1925年，马德拉斯管区又通过法令，宣布不可接触者和其他种姓一样，拥有使用道路、水井、池塘等公共设施的权利。

这些社会变革道路上最顽固的阻力，常常来自印度人自己。也正因为这样，在贱民解放运动的领袖、“印度宪法之父”安培德卡尔（1881—1956）看来，英国的殖民统治有恩于印度，它不仅给印度带来了诸如自由、平等、法治之类的观念，而且带来了铁路、邮政等物质方面的进步。对于贱民来说，英国人起了保护作用，如果没有英国人的保护，贱民会被婆罗门为首的种姓印度教徒践踏得更惨。

从这个角度来看，1934年英国国会联合委员会的报告中，这样总结并非只是自吹自擂：“可以肯定地说，自从一八五八年英王取得东印度公司全部领土的最高统治权以后的这个时期以内，印度在教育和物质方面的进步，比它悠久复杂的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在它能力范围以内所能达到的进步，都要更巨大。”

可这又能怎样呢？就是用一万条证据来表明印度的“进步”，也不足以让甘地、尼赫鲁这样的人太领情，以至于信服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就该天长地久。

你可以说，印度自从英国统治以来，文盲实际上是越来越少了，可尼赫鲁却不认为这能证明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在19世纪，由于科学和工业制度的发展，几乎各个国家在教育和物质方面的进步都很巨大，因此对任何这种国家皆可肯定地说，这种进步比“悠久复杂的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时期，在它能力范围以内所能达到的进步，都要更巨大”。

你可以假定，要是没有英国的统治，印度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技术进步，可尼赫鲁却以为这是强词夺理，因为他同样可以假定，要是没有英国的障碍，印度的进步会更巨大。不错，在南亚次大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是在英国人来了之后才有了铁路、电报、电话、无线电，等等，可这“并不能算作英国统治的优惠和恩典”。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加强帝国的控制和夺取英国商品的市场”。在印度平原上那些纵横交错的铁路，或许在英国人心目中代表进步，可是在尼赫鲁的眼里，“几乎像是一条条禁锢印度的铁链”。

英国当局再怎么摆事实讲道理来证明殖民统治的合理合法，尼赫鲁们都不会怎么领情。尼赫鲁们有尼赫鲁们的事实，尼赫鲁们有尼赫鲁们的道理。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见得就是硬道理。那些在印度从无到有的电报、电话、铁路、油田、工厂……都不足以让印度人不再离心。退一步讲，如果人家不想通铁路，就像甘地那样对工业文明不以为然，你津津乐道的发展，在他们看来，不就是自以为是的霸道独白？如果英国将“发展”作为可以强力统治印度的依据，那么印度人照样可以用“发展”的名义强力摆脱英国的统治。最后剩下的，就是针尖对麦芒，看谁能够耗到最后一刻了。

是狗，扔块肉骨头，它就不叫唤了。但人不是狗。“发展”笼不住铁了心要独立的印度人。就是天塌下来了，印度人也要英国“退出印度”。你可以说，离开了英国的统治就没有印度的和平和稳定，印度的统一也将被断送，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的千年鸿沟，将会撕裂得更深、更宽。印度会陷于血雨腥风之中。

不错，印度人是在英国治下享受了百余年的持续和平，可是尼赫鲁对这样的和平并不感激涕零。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自传里，尼赫鲁写道：

英国在印度拥有的最高统治权替我们带来了和平，而印度莫卧儿帝国崩溃以后所发生的那些骚乱和不幸以后也确实需要和平。和平是宝贵的东西，它对于任何进步都是必要的；当和平实现的时候，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甚至和平也可以用过高的代价买到，我们能够得到坟墓中的永久和平，和一个鸟笼或监狱里的绝对安全。和平也可能是人们由于陷入无法改善自己的绝望中产生的和平。由外国征服者强加给人们的和平，缺乏真正和平所具有的那种给人安慰和休息的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