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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决定不再依偎在大英帝国这个伟大、强盛的祖国的怀抱。虽说在战争期间，可能有三万殖民地人在英军中为母国效命，但这一切并不能最终阻挡住北美殖民地独立的诉求。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56人里，有38人是英国人的后裔。美国最初的五位总统，其祖先都来自大不列颠。最后一位参加过独立战争的总统詹姆斯·门罗，还是英王爱德华三世的后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革命其实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同室操戈。情形如一个康乃狄克的亲英分子所抱怨的那样：“邻居反对邻居，老子反对儿子，儿子反对老子，谁要是不肯把自己的剑捅进亲兄弟的心窝，他就会被称为大坏蛋。”富兰克林和他的儿子、新泽西总督威廉就分属不同的阵营。

为分家大打出手，在世界史上，这不是第一回，也不是最后一次。

“必须用战斗来决定”

1764年，在首相兼财政大臣乔治·格伦维尔的提议下，英国议会通过了《糖税法》。在格伦维尔看来，殖民者是“英国播洒的种子，是故国的恩泽雨露使他们得以茁壮成长”。既然如此，收点税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于征税的目的，《糖税法》的序言说得很清楚：“在国王陛下的美洲领地征取税收，以支付各该领地之防卫、保护与安全费用。”

正是伦敦自以为合情合理的《糖税法》，让原本还沉浸在“七年战争”胜利喜悦中的殖民地人民，转而去思考自己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和自由。律师、商人、立法议会和城镇会议，纷纷表示不同意《糖税法》。纽约殖民地议会给英国议会的请愿书提出，“蠲免未经许可和非自愿的纳税负担，必须成为每一个自由领地的重大原则”。

自此以后，美洲殖民地和母国的摩擦不断。

1765年，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印花税法》。老皮特在英国下院指出，“未得北美平民的同意，英国无权去掏他们的腰包”，曾在北美殖民地服役过的艾萨克·巴雷就印花税征收前景也发出过警告：美洲人会反抗。可他们的声音在下院没有足够的支持者。

殖民地并没有因为伦敦的强硬而准备低头。维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否认没有殖民地代表参加的英国议会有权向他们征税。来自麻萨诸塞、纽约等9个殖民地的代表通过的一项决议声称，“除由各地议会自行决定者以外，从来不曾有、亦不可能有任何合宪法的课税”，他们要求取消《糖税法》和《印花税法》，宣布将抵制英货。

在这种情势下，英国于1766年3月17日撤消了《印花税法》。可是第二天英国议会又通过了《公告令》，宣称英国议会“在任何情况下……均对各殖民地具有约束力”。这实际上是跟殖民地说英国议会无权向他们征税针锋相对。

1773年12月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政府震怒了。伦敦决意采取强硬政策。1774年3月到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波士顿港口法》《麻萨诸塞政府法》《司法法》《驻营法》和《魁北克法》。乔治三世在1774年9月致信诺思勋爵：“局面现已无可转圜，殖民地不是投降，就是胜利。”

可是殖民地不吃这一套。它们将这五项法律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原本鬆散的殖民地，为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走向了联合。1774年9月5日到10月26日，第一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不过，此时的代表们出席会议还不是想谋求独立，他们只是决定进行“经济战”——抵制英货，停止输入茶叶和酒类，即使激进如塞缪尔·亚当斯，也没有想到要与英国决裂，但他们保卫殖民地的权利和自由的决心，却坚定而不可动摇。

在大西洋另一边，英国国会的大部分议员认为，殖民地在朝独立的方向滑行，需要霹雳手段阻止事态的恶化。1774年11月，乔治三世对首相诺思说：“新英格兰的那些政府现在处于叛乱状态，必须用战斗来决定他们是隶属于这个国家还是独立。”国王和首相以为，北美殖民地问题不过是小菜一碟。诺思曾向议会保证：“不需要派军队，只需要四五艘武装快速帆船，就可以完成任务。”最后英国议会只给报告需要派2万兵力的驻美洲英军总司令、麻萨诸塞总督盖奇派去3500人马。

只有少数英国政治家看到了强硬政策潜在的危险。1775年1月20日，威廉·皮特在卡姆登的支持下，向议会提出撤消强制法令和撤军的动议，他说：“再也不能耽误时间了，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很多的危险。不，就在我现在讲话的这个时刻，决定性的一击可能已经发生，结果将会使数百万人捲入其中。”但是，他的动议遭到失败。

于是，最后的法官就只能是子弹和刺刀了。1775年4月19日，列克星敦的枪声，终于使得任何和解的企盼都变得不再现实。历史就在不知道谁先放的这一枪里拐弯。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英国和北美殖民地，就像一对夫妻，从相互猜忌，演变成大打出手，最后走向了闹离婚。

“争取从欧洲列强得到援助”

在美国宣布独立之时，英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相对于宗主国而言，北美殖民地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都脆弱得多，军队简直有如乌合之众，如果没有外援，孤军奋战，自然是凶多吉少。富兰克林就认为“我们暂时不能离开国外的援助”。而在大陆会议的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