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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邪路上能够走得如此之远，离不开德国军人那种不问青红皂白的忠诚。1940年7月19日晋升为元帅的博克，他并不是纳粹党员，可他拒绝加入到“反抗运动”中去。在他眼里，反抗运动就是叛乱。在一次跟自己的首席参谋官特雷斯考上校的谈话里，他很生气地拒绝使用任何武力来和希特勒对抗。他说“我不是南美洲的一个叛乱将军”，而且还警告说，“我绝不允许使领袖遭受攻击。谁敢攻击领袖，我就要为维护领袖而惩办谁！”

约德尔上将是帝国最高统帅部作战厅厅长。在纽伦堡监狱，美国心理学家吉尔伯特问他，高尚的人怎么会签署那些残酷的命令。他说，他和凯泰尔元帅只是把命令记录在纸上而不是命令的创始人。他们不过是供人差遣的仆人而已。如果一名中尉接到一道命令，他能有权力和责任这样说——“等一等，上尉，我得查查《海牙公约》有关陆战方面的规定，看我能否执行。”在他看来，他们和希特勒的关係，跟这个例子没有什么不同。这位后来被送上了绞刑架的战犯说：“如果我们不服从，我们早就被逮捕起来，而且事实正是如此。”

吉尔伯特争辩说，如果没有将军们的默许，希特勒绝不可能发动战争。对这一点，约德尔表示同意，可他又说了，同样正确的是，如果步兵不前进，如果武器製造商不提供武器，如果厨师不做饭，那也就没有战争。战士、制枪工匠和厨师因此就对发动战争有罪吗？约德尔说：“我不明白你们这些人怎么不能承认一个简单的事实，军人的义务是服从命令，这是我一辈子恪守的准则。”约德尔的话不应简单地视为洗刷之词或推卸罪责的狡辩。

不仅高级将领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忠诚，就是下级军官也一样。日后成为西德着名政治家的史特劳斯，就是一名第三帝国的军官。史特劳斯在第一次短暂休假中，遇到了强烈反对纳粹的莱因费尔德教授。他劝史特劳斯：“史特劳斯，投敌是您道义上的责任，一接触上敌人，您必须立即掉转枪口。这是良知的召唤。”教授得到的回答说：“教授先生，我不能这样做。”他在回忆录里写道，“虽然我在一个罪犯手下当兵（我一向把希特勒视为罪犯），但对我来说，逃跑不是出路。我深感可悲，明知希特勒不可能赢得战争，还要参加这样的战争，并指挥他人去打仗，也许是去送死。这是一种巨大的心灵负担，我真不希望任何人处于这种境地。”前德国总理密特朗，在第三帝国的国防军里当过八年兵。他曾这样写道：“我们在夜里诅咒希特勒和战争，而在白天又在尽我们作为士兵的义务。”

二战后，在第三帝国的暴政下倖存下来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意识到，“民族社会主义懂得通过两条原则来约束它的追随者，一方面是对军人，‘命令就是命令’；另一方面是对法学人士，‘法律就是法律’”。恪守“命令就是命令”“法律就是法律”的口号，使得德国的法律职业人和整个民族面对极权统治时，都丧失了自卫的能力，“来反对如此专制，还如此残暴、如此罪恶的法律”，“它最终把法律与强权等同起来：哪里有强权，哪里就有法”。在无条件地守法与遵命中，人们成了纳粹德国的驯顺工具。对这段历史有切肤之痛的拉德布鲁赫所以就说：“对于军人而言，命令就是命令……但是如果军人知道，一个命令是以犯罪或违法为目的的，他就有义务和权利拒绝服从这个命令。”舍此，共和政体和法治在一国将难以生根、立足。

法西斯的名声

力量固然不等于正义，但正义的维护和实现，绝然离不开力量的拱卫。1940年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就说：“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来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的行为。对于燃烧弹是不能讲道理的。”没有足够的力量相护，正义就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谋求国家间正义的实现，也就是一个聚集力量和运用力量的过程。在现实世界里，不分青红皂白地鄙视力量，无异于放弃正义。

戈林到死也不服罪

1945年5月，第三帝国覆亡。8月12日，烜赫一时的空军元帅戈林，被关进了纽伦堡监狱。10月19日，戈林收到起诉书，他被指控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以及“参与制定与执行犯这些罪的共同计划或阴谋”。指控的依据，是《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六条之规定。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是根据苏、美、英、法四国1945年8月8日签订的《关于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及其附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设立的，“以审判那些罪行没有特殊地理位置的战犯”，总共四名法官和四名检察官，均由英、美、法、苏各自指派。法庭，是胜利者的组织。被告席，只为战败者而设。

1946年10月1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午判决，“被告戈林就起诉书的全部（共四项）罪名而论都是有罪的”，下午宣告判处戈林绞刑。

可是戈林，这位被判决书称为“纳粹政权中在希特勒之下的最重要的人物”，却拒不认罪。身处非死不可的境地，即便是死，他也要竭力寻求一种自认为有尊严的死法，而不甘脖子被套进敌手的绞索。10月11日，戈林在信纸上写下，“我没有义务服从我的敌人的判决。因此，我选择了汉尼拔将军的自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