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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到了1944年，纳粹党掌握的报纸，拥有德国报纸读者的82.5%。在纳粹德国，并非《人民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独占天下。儘管如此，女作家里卡达·胡赫在宣布退出普鲁士艺术学院时的勇敢批评，并非无中生有：“我无法找到一种反映反对派意见的报纸或刊物。”

事实上，纳粹控制媒体，操纵舆论，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党办或国有。纳粹政权也可以利用私人资本为自己的事业服务。让投资者规规矩矩地在商言商，并不困难。办法多的很。戈培尔用不着太担心投资者会前仆后继地铤而走险。

因为在第三帝国，只有政治条件和种族条件合格的人，才有资格当编辑。当局试图通过控制编辑记者的饭碗和人身安全来实现对舆论的控制。如果编辑听从老闆的差遣无视第三帝国的国法，那会吃不了兜着走。1933年10月颁布的报刊法明令编辑“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所谓误导群众云云，不过是一条纳粹当局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意收拾编辑和报刊的棍子。

更要命的是，德国文化协会不仅控制着“文化工作者”，就连参加“生产、复製、在思想上或技术上加工、传布、保护、推销以及协助推销文化财富”的所有职业和经济部门，也得参加德国文化协会及美术、文学等专业协会。在如此环环相扣的控制网里，遏制异端邪说的传布，岂不是易如反掌？！

再说了，对于私人创办的报刊，还可以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对于纳粹党中的某些人来说，通过购买等方式将党的出版公司做大做强，既是一个强化媒体控制的手法，也是一个聚敛钱财的机会。埃耶出版社社长马克斯·阿曼，作为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权任意勒令出版物停刊，然后以极低的价格收购。于是，他所掌控的这家纳粹党出版社，很快就变成了德国出版业中的巨无霸。纳粹党控制舆论和赚钱两不误。阿曼自己的收入也水涨船高，1934年才10.8万马克，到1942年就有380万马克了。

应该说，纳粹统治的十二年里，在“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一点上，戈培尔、阿曼这些人做得非常成功。《伏斯日报》创刊于1704年，它在德国报界的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就连腓特烈大帝当年都曾给它写过稿。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连续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闆和编辑后还能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倖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自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大包大揽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实际上，戈培尔才是德国媒体真正的总编辑。这位新闻屠夫的管制手段，可谓是细緻入微。对此，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曾这样描述：“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其实，纳粹当局自己也心知肚明，这种龌龊的指令见不得人。于是，第三帝国宣传部这样一个堂堂的政府机构，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导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并用暴力来维护。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地吓唬人。1936年1月，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泄漏的密令内容，不过是宣传部指示怎样用谎言代替真相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蹟：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