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师傅、糟徒弟
说共和政体才有助于国家崛起，并不符合历史的经验。事实上，无论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纳粹德国还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帝国，都对共和政体唯恐避之不及。在1962年出版的《大矶随感》里，吉田茂说：“实际上日本从来不曾有过民主，到了战后才有了民主。”而这并没有妨碍日本帝国崛起于亚洲一隅进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和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样，日本帝国当局对英国政治家柏克的保守主义理论情有独钟。橘逾淮为枳。柏克在英国反对极端主义是为了保守自由，而德、日推崇柏克是为了避免革命而保守专制。佐佐木高行曾问获得过哈佛大学法学学士学位的金子坚太郎：“欧美的政治学界，除卢骚的自由民权学说以外，有无保守渐进的学说？”金子坚太郎就举了柏克和他的作品为例。事实上，德日两国从崛起直到崩溃，都没有发生过可谓“波澜壮阔”或“风起云涌”的暴力革命，这段历史具可称告别了革命的历史。
但这两国并没有因此免于崩溃的命运。
“农民就像是芝麻籽”
“经常记着，别拖欠年贡，只要交清年贡，有谁能象农民那样轻鬆！”
1649年，幕府的一则告示这样劝诫农民。
怎么才能过得“那样轻鬆”呢？这则告示给农民出了个精打细算的点子：“即使是美貌的媳妇，如果她喜欢饮茶閒谈，朝山进香，也要把她休掉。同时，贫穷而又子女多的人，尤其容易拖欠年贡，不如儘早把孩子送给别人，能减少个把人的口粮也是好的。”
点子背后，是权力的恐吓，是政府的贪婪。一句话，就是貌美如花的媳妇、乖巧可爱的孩子都不要了，也要千方百计保证把年贡给交齐了。交足了政府的，才无牵无挂一身轻，才没人上门找麻烦。
可话说回来，有几个农民心甘情愿这么做呢？这一点，官员们心如明镜。据说在享保年间，一位职务是勘定奉行的幕府财政官员神尾若狭守，就曾放出过这样的话：“农民就像是芝麻籽，你挤得越狠，榨的就越多。”
不过，哪里有压榨，哪里就可能有抵制。
谈到抵制官府的压榨，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叫佐仓宗五郎的人。福泽谕吉对他评价甚高：“就我所知，主张人民的权利，提倡真理，进谏政府，终于舍身成仁而无愧于世的，自古以来，只有佐仓宗五郎一人。”
从佐仓宗五郎的事迹，以及福泽谕吉对他的讚赏，可以看出幕府和明治时代日本人对待租税的精神状态与观念。
1605年，佐仓宗五郎生于下总国（今千叶县）印旛郡公津村。印旛郡属于以佐仓城为中心的佐仓领地，大大小小的村子有389个。佐仓宗五郎算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裕农民，一直担任这个村的“名主”。所谓“名主”，相当于村长，其职责之一，就是承包全村的贡租上交领主。
1650年，下总地区利根川泛滥成灾。次年，领主堀田正盛去世，儿子堀田正信继任新领主。可是这傢伙在天灾面前不减租税倒也罢了，反而还雪上加霜，增加贡租和杂税额，明令年内的租税必须在指定的期限内交足，逾期不交者，没收其土地房产，数量不足的由村内农民连保代缴。结果，逼得有的人卖儿鬻女，有的人背井离乡，有的人用田产抵租。
即使是不堪重负，村民们也没有拿起菜刀叉子对付上门催租逼税的人，依然是有话好好说。他们期待的，是悲天悯人的开恩，而非不可侵犯的权利。佐仓宗五郎和其他几个村民代表向“代官”（地方官）和“家老”（领主管家）请求减免租税，可是一点也不管用。1652年9月，新的交租日期临近了，一时间群情汹汹。这下子，代官慌了，要各村派代表去谈这事。可当佐仓宗五郎等人一到佐仓城，就被软禁了起来。大伙一商议，决定“越诉”，首先向住在江户的堀田正信“直诉”，再不行的话，直接向幕府请愿。
在当时，“强诉”“越诉”“直诉”都属严厉禁止的行为。可他们仍然逃出佐仓，到江户找到了堀田正信的住处，但请愿当即遭到拒绝。六名代表又去向幕府老中久世大和守拦轿请愿。11月26日，久世接受了请愿书。没过几天，请愿书给退回来了。于是，他们又准备直接向将军请愿。
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严重，佐仓宗五郎一个劲地劝其他代表回去，他不想大伙一块送死：“我充分理解各位不惜一死的决心，不胜感激，但就当前情况看，我六人同时死去实在无益。各位的决心应表现为在我死之后，继续谋求为民请命的事业。我要先牺牲生命拯救黎民生灵，如不能如愿以偿，便在阴间地府和堀田算帐。”
12月20日，佐仓宗五郎终于逮到机会，向幕府将军德川家纲呈递了请愿书。请愿书经幕府评议后交给了堀田正信。堀田正信下令减轻领内租税。但是他秋后算帐，在1653年以“聚众越诉”的罪名，堂而皇之地弄死了佐仓宗五郎一家子，其中包括他4个未成年的孩子。这实际上是不惮使用恐怖主义的手段，杀一儆百。佐仓宗五郎大喊：“你们这批野兽为什么要杀死无辜的孩子？天地之大，公理何在？此仇此恨必有所报。堀田家子孙后代不得安宁！”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