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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军权永归至尊”，在实践中很容易变成军方至尊。可是照帝国的宪法学家穗积八束的说法，这样一种军制，不仅没有跟世界上的通行做法不矛盾，而且是与国际接轨。他说，“编制陆海军及统帅之大权，大抵皆属于君主”。

不过，日本帝国可不是只会跟在别国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而是吸取了他国的经验教训，有扬有弃有创新。明治宪法不仅明确规定统帅权属于天皇，而且连陆海军编制、常备兵额这样的事情，也规定属于君主的大权，就是吸取了普鲁士德国的教训，避免与议会在兵员和军费问题上出现纷争。明确规定编制和制定常备兵额也属于天皇的大权，这样一来，编制及兵额就绝不由国会所左右了。穗积八束说这是“日本宪法之特色，而为欧洲诸国所罕见”，倒也是事实。只不过这种特色是一种危险的特色，这种制度创新是一种可怕的创新。

这种潜在的危险并非没有人意识到。

宪法学家美浓部达吉在《宪法撮要》（1923年）里警告说，统帅权独立是大臣责任原则的一个重要例外，如果对它的范围进行不当扩大，“就会导致令出多门的两重政府，更有可能导致军队力量左右国政和引发军国主义的弊端”。这并非杞人忧天。1907年，军部曾把内阁和议会晾在一边，制定了《帝国国防方针》，规定日本“以俄、美、法之顺序作为假想敌国”，确定平时战时军备规模，这等于是直接插手国家大政方针。

为了遏制统帅权独立的危险，也有人做出过努力。1921-1922年华盛顿裁军会议期间，在捎给海军省的口信里，帝国全权代表加藤友三郎海相提出，裁军条约签订后，帝国海军机构应该顺应潮流，按照文官控制军队的原则进行改革：“由文职大臣来控制军队，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应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如同英帝国那样。”1923年，时任首相的加藤友三郎又在议会上明确表示，支持军部大臣文官制。革新俱乐部乘势提出废除军部大臣武官专任制议案，也获得全场一致通过。但是试图文官控制军队的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军队只能姓“皇”。1933年，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在《告全日本国民书》里就说：“除天皇陛下之外，不奉任何人的命令。完全遵照天皇陛下的圣意行事，这就是日本的军队之特色，希望大家先要明白这个道理。”而此前一年陆军大学编的《统帅参考》则称，“帝国军队是天皇的军队”。那么，“皇军”跟天皇是什么关係呢？《统帅参考》是这样阐述的：

军队同国家及其元首的关係，因国体而异。法国和美国的军队都是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国家元首总统的军队；革命后的德国军队也是德国国家的军队，而不是国家元首总统的军队；总统在宪法上享有最高命令权，而其统帅命令，依据宪法则须由国务大臣副署。至于苏联工农红军，就其意识形态来说，既不是元首的军队，也不是所谓国家的军队，完全是共产党的军队。但是，日本帝国的军队，既是国家的军队，又是天皇的军队，和外国军队完全不同。

花谷少佐拔出长剑

早在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的时候，军阀的飞扬跋扈就已露端倪。

这年4月，明治政府发出征台布告，任命陆军大辅西乡从道中将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率兵出征。西乡从道是西乡隆盛的弟弟，大久保利通力挺他当都督时，西乡从道才28岁。

明治政府原本认为各国会袖手旁观，不会干预，不曾想，还真出现了干预。英国公使巴夏礼，反对日本出兵台湾，美国公使表示局外中立。在国内，反对征台的木户孝允也辞去了参议一职。一看形势不对头，明治政府改变方针，派人去长崎，传令停止出兵。

可是刚升任陆军中将没几天的西乡从道，拒绝服从停止征讨台湾的决定。他说：“今圣谕既下，征旗已离帝都，中途停兵，成何体统？从道奉行敕令，决心直捣生番巢穴，死而后已。倘中国提出异议，政府答以西乡所率皆系私自离船之贼徒可也！”

于是，西乡从道就成了日本近代历史上第一个违反天皇敕令的将军。急急忙忙赶到长崎的大久保利通，见木已成舟，只好跟西乡从道口头约定：到了台湾后不得妄自交兵。

此事虽未对日本酿成大祸，但其所反映的问题，对一国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然而，明治政府并没有能够因此吸取教训，反而出现了统帅权独立。等到甲午战争的时候，作为总理大臣的伊藤博文，也尝到了统帅权独立的滋味。

1893年5月19日，以敕令名义公布《战时大本营条例》。战时大本营，是天皇战时指挥军队的最高统帅部，成员由陆海军将校组成。该条例把统帅权独立具体化，形成了指导战争的机构。这样一来，就把战争作为纯粹的军事上的事情，排除了内阁对军事的指导。

1894年6月5日，大本营成立。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即使是内阁首相，也无权出席大本营会议。这意味着，伊藤博文身为首相，将被排斥在战时大本营之外，无法统揽全局。可是，战争并非只是军人的事情，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仅仅是军事行动或者说只涉及军事，哪里能够跟政治和外交分开？而军方人士，如山县有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历来偏重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