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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有权通过对出版社或媒体罚款、吊销许可证、取消或限制相关人员的从业资格、没收手稿等手段，阻止一本书的出版或一篇文章的发表，那就等于手里拥有了一项可以滥用的权力。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有事前审查权，所谓的五角大楼文件还能刊登出来么？

毕竟，无论是以低级庸俗、泄露商业或国家机密，还是以其他什么理由，抽象的理由听起来不都冠冕堂皇？可问题是，如果某个人的文章、书籍或影像因为事前审查而胎死腹中，那么，他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真的低级趣味，是不是真的会危害国家，公众就无从知晓了。事前审查等于是联邦政府既是指控别人的文章有害的原告，又是裁决被指控者文章不能出版传播的裁判。这时，公众因为无从知道被禁止发布的言论到底是什么，因此就无从知道联邦政府做出禁止发布的决定是不是在滥用权力。

倘若没有事前审查，实行的事后追究制度，联邦政府认为托马斯或查理的文章问题严重，它可以上法院起诉他，但是，这时候文章已经为社会所知晓。那么，文章是不是有害，作者是不是应该受到处罚，公众心里有桿秤了。大伙都有评理的机会，对于联邦政府的权力是一种重要的制约力量。如果哪个官员是以低级趣味为由，实际上是在打击批评联邦政府的言论，那么公众就能够辨别出他是在滥用权力了。

“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

美军将士在越南战场抛头颅洒热血，美国国内却是七嘴八舌。反战的形式五花八门，有游行示威的，有自焚的，有拒绝当兵的……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大国，在一场战争尚在进行的时候，就对那场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或打赢战争的可能性提出质疑。那些敦促在越南采取军事行动的人原以为一旦乐队开始演奏，美国人民就会步调一致。”

实际上，一开始，美国人对越南战争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些人主张全面进攻，甚至必要时使用核武器，而另一些人则主张结束轰炸，让越南人自己解决他们的问题。每一种主张都有表达的自由。即使政府已经决策了，谁也无权让议员和普通公民不要再对政府的决策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儘管詹森总统斥责鸽派参议员是“胆小鬼”，说他们“随时准备反对他们的领袖，反对他们的国家，反对我们自己的战士”，可如此这般的骂是骂不出个舆论一律来的。憋着一肚子火的总统先生，既不能派联邦调查局的人把他们关押或软禁了起来，也不能下指示让所有的报纸电台不要报导他们的言行。

况且，总统斥责别人，别人也不是没有嘴。1972年4月26日，尼克森总统说越南共产党“尚存的惟一希望是在美国国会里和在美国人民中间赢得胜利，而这个胜利他们既不能在南越人民中间，也不能在南越战场上赢得”。副总统阿格纽则指责反对者“恶毒攻击”美国，并且在1972年4月谴责缅因州参议员马斯基“突出地对祖国缺乏热诚”。这年的五月，财政部长康纳利说民主党参议员们是“把党派放在国家之上”。而反对者反唇相讥，说他是在引用和“朕即国家”同样危险的独裁原则。

参议员富布赖特批评起詹森和尼克森来并不客气。他的言论直截了当：“作为一个开端，我们干脆不必再讲‘失败和耻辱’那种浮夸的废话了。对错误的清算既不是一种失败，也不是一种耻辱；它是一种适应现实的合理而老实的办法，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当詹森总统时常声言他不想当第一个打败仗的美国总统时，当尼克森总统警告人们‘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败仗’会导致人们对‘美国领导权的信心的垮台’时，他们这样讲不是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是为了民族的自私和他们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

自1965年3月6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3500名士兵在南越的岘港登陆，到越南战争结束，美国阵亡4.7万人，1万人死于战区中的事故和疾病，154万人负伤，为这场战争至少花费了1500亿美元。但是，美国没有在越南战争中一条道走到黑。没有哪个政要因为自己咽不下这口气，就能够一意孤行地继续进行战争。在美国的制度环境里，就是希特勒再世，他也没有办法强迫国民只能跟他一起战斗到底。麦克纳马拉这位越南战争的参与者，在回忆录里总结教训时说：“……越南告诉了我们打一场有限战争是多么困难，它使美国长时间地遭受重大伤亡，但事实也证明，有限战争比无限战争更可取。……如果我们的有限目标在付出可接受的风险和代价后无法达到，那么，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必须有决心放弃已付出的代价，立刻撤退。”

帝国崛起病

大国之大，未必在于地大物博。

“日本的贫乏，便是伊的力量”。英国人小泉八云曾经这样说过。日本帝国本土，只是些幅员有限的岛屿，其崛起，并没有多么得天独厚的物质基础可供仰仗。然而，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到甲午战争大败清帝国，不到30年；到1905年在日俄战争中占据上风，不到40年；再到一战跻身赢家行列，只有半个世纪。

此时，日本不再是后进国家。然而在二战后担任过文部大臣的永井道雄看来，“这个事实对日本说来，反而成了新的镣铐”。不仅“以为日本民族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