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再买一百或两百隻母羊羔”
1783年12月24日早晨，华盛顿离开安纳波利斯，在圣诞节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弗农山庄。28日，他写信告诉纽约州州长乔治·柯林顿：“演出终于结束了……我希望将余生用于结交正直的人们和从事家庭内务的管理。”
昨日叱诧风云的统帅，如今又干起了老本行——弗农山庄的种植园主。他惦记着拉法耶特保证给他的“那两头公驴和母驴”；他向威廉·菲茨休询问其邻居中有没有人出卖羊羔，因为“我想再买一百或两百隻母羊羔”；他告诉英国农艺学家阿瑟·扬，“干农活一向是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华盛顿甚至在弗农山庄还做起了培育良种骡子的实验。
1784年2月1日，华盛顿在给拉法耶特侯爵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乡居生活：“……我成了波托马克河畔的一介平民，在家安居，远离军营的喧嚣和公职生涯的繁忙场景。”他告诉拉法耶特，自己现在正在“享受一些安谧的乐趣”，而“这些乐趣是那些总在追逐名誉的士兵、把无数警觉的白昼和无眠的夜晚花费在为保卫自己国家的利益——也或许是为了毁灭其他国度，仿佛这个地球不能容纳我们所有人似的——制定计划的政客，以及总在观察君主的脸色，希望抓住一丝和善的微笑的朝臣们所难以理解的”。
两个月后，他在回復拉法耶特侯爵夫人的信中又说：“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
华盛顿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人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的政治家都一个德行，而是有高下之分。制宪会议代表威廉·皮尔斯（1740-1789）曾这样描写华盛顿：“和辛辛纳图斯一样，在赢得邦联的最高荣誉之后，他回到自己的农庄，做一个普通的公民，怡然自得。”
共和国所推崇的，是辛辛纳图斯那样的平民战士。公元前456年，执政官米努西乌斯的军队处于埃魁人的围困之中，罗马任命辛辛那图斯为独裁官。当元老院的使者通知他被推举为独裁官，并向他解释了罗马共和国危在旦夕的处境时，他正在自己的地里收拾农活。可辛辛那图斯听从祖国的召唤，临危受命，放下犁头，穿上大袍直奔罗马，召集军队去解救米努西乌斯。他打败了敌人，解救出了米努西乌斯。一俟任务完成，辛辛纳图斯就解甲归田。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对辛辛纳图斯的所作所为大加讚美：“那些只认钱财，视天下事如草芥的人，那些除了财货滚滚之地，看不到哪儿还有荣耀和德行的人，都该听听这个故事。”
制度固然重要，政治家的品德也绝非无足轻重。共和国离不开美德。没有对政治美德的嚮往和践行就没有共和国。一个心灵败坏，不信奉美德的民族，支撑不起一个共和国。这种民族会以为成王败寇，“打下江山”就是值得钦佩的本事，哪怕这“打江山”其实不过是场声势最为浩大的抢劫，而“打下江山”的人，也觉得自己来“坐江山”，顺理成章。刘邦当年的故事，就是绝佳例证。
刘邦年轻时对生产经营没多大兴趣，终日一副好色贪杯，吊儿郎当的样子，他父亲经常数落他没出息，不如二哥干得好。可刘邦虽是个小混混，却志向远大。有一回到京城咸阳出差，见了皇帝那种排场，他就想入非非：“大丈夫当如此。”经过一番浴血拼杀，刘邦成了皇帝。公元前199年，他在新建成的未央宫大摆酒席，宴请群臣。在给父亲敬酒时，洋洋自得地问：“现在我跟二哥比谁家业大呀？”
跟刘邦不同，年幼丧父的华盛顿是个好小伙，勤勤恳恳，白手起家。1750年，18岁就买下了谢南多亚河谷1459英亩的土地。这是他买下的第一批地产。等到他当总统时，已经拥有几万英亩的边疆土地，光在宾夕法尼亚西部，就有差不多5000英亩。这些地产并不是华盛顿利用权力巧取豪夺得来的。可华盛顿不仅不能把美利坚合众国视为自己的“产业”，就连保护自家土地的所有权，也力不从心。
在独立战争结束后，华盛顿有一次去访问以他名字命名的华盛顿县，那里有些人对他的一片土地所有权有争议。当那些人硬是不同意华盛顿提议的解决方案时，华盛顿火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手里提拎着一块红绸手绢，说：“我拥有这块地，就像我现在拥有这块手绢一样千真万确。”
可是那些擅自占地者一点也不给华盛顿面子。华盛顿臭骂了他们一通。不料占地者里有个傢伙恰巧是治安法官，他立马就以华盛顿将军恶语伤人为由对他处以罚款。要是华盛顿也能像刘邦那样，有枪就是草头王，杀人如同宰小鸡，谁还敢跟他争地产呀？
别说刘邦、朱元璋这等狠角色了，就是和华盛顿同一民族的克伦威尔，做派都是截然不同。克伦威尔在1653年就任终身护国公，实行军事独裁。可哈林顿（1611-1677）却没有跟着起鬨嚷嚷英国出了个克伦威尔，而是认为英国应该实行共和制。他在《大洋国》讽喻克伦威尔应该功成身退。
更多内容加载中...请稍候...
若您看到此段落，代表章节内容加载失败，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模式、畅读模式、小说模式，以及关闭广告屏蔽功能，或复制网址到其他浏览器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