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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沃尔斯特觉得麦克阿瑟不该这么做，其实总统本人心里也不见得就认为对劲。杜鲁门卸任总统多年之后，沃尔斯特在拜访他时还问起这事。杜鲁门说他“当时感到遗憾”，因为他也注意到了麦克阿瑟没敬礼。不过，总统当时并没有计较。

在会面中，杜鲁门对麦克阿瑟说，美国情报界人士都说中共将参加这场战争，要麦克阿瑟谈谈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麦克阿瑟却信心满满地回答说：“总统先生，他们无意参加这场战争。当今是我们强大而不是孱弱的时代。我们已不再随人俯仰。倘若中共渡过鸭绿江，我就要使他们遭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屠杀。”他坚信战争一定能在圣诞节前结束。

但这只是麦克阿瑟个人的如意算盘。不但来自北方的抵抗没有在感恩节前结束，反而因为中国军队的介入，联合国军11月再一次溃退。在公开谈话中，麦克阿瑟把这次失败的原因归咎到了华盛顿当局头上。在他看来，责任在于华盛顿方面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并且禁止袭击中国东北基地的决策。

麦克阿瑟的言行很是让华盛顿当局伤脑筋。

五角大楼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950年9月27日下达的命令。这道命令要求他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中国东北边境使用韩国以外的军队。可是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这位战区司令官却撤销了不许使用非韩国部队的全部禁令。当参谋长联席会议询问他时，他声称这样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对麦克阿瑟自行其是的做法，五角大楼很是担心。万一麦克阿瑟今后还不服从其他的命令，岂不是可能会招致更严重的后果？1950年12月3日，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里，针对麦克阿瑟的不祥举措，国务卿、国防部长等头头脑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但没能做出任何决定。无人愿意向麦克阿瑟断然下令，以扭转势态向危险的方向发展。

散会后，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问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范登堡摇了摇头回答说：“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李奇微一听这话，火了。他大声地质问：“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啊，怎么不行？”可范登堡张着嘴，用一种困惑而又惊奇的表情看着李奇微，接着啥也没说就走了。

这也难怪范登堡。

1950年时，在位的军职领导人，无论资历和声望，都不及麦克阿瑟这个远在东京的下级。当时，布雷德利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25年麦克阿瑟已经是一名陆军少将时，布雷德利还在夏威夷当营长；当麦克阿瑟任西南太平洋战区司令时，陆军参谋长柯林斯那时不过是瓜达卡纳尔战役中的一位师长；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是西点军校1923届的学员，而麦克阿瑟则在1922年6月之前当了三年的西点校长。

但是不管怎样，李奇微的质问，合法、在理。

虽然暂时没人要撤麦克阿瑟的职，但也不是默认这位战区司令我行我素。1950年12月6日，杜鲁门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要求所有高级军事指挥官今后在计划公开发表任何有关对外政策的讲话时，必须送五角大楼批准。这道命令其实就是直接针对麦克阿瑟的。

可是麦克阿瑟最后还是剎不了车。

美国文官治军的传统，面临着被麦克阿瑟撕开一道裂口的危险。

“我们终于要回家了”

在内政外交的某个问题上，将军与总统之间看法不一致，本来并不奇怪。毕竟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够保证做到将军跟文职政府在任何问题上的观点始终没有分歧。

虽然麦克阿瑟与总统之间想法相距甚远，麦克阿瑟想在中国大干一场，而杜鲁门却不想事态扩大，这固然让杜鲁门感到惴惴不安，但也正如杜鲁门在回忆录里所说的那样，“他把他的意见上达给他的统帅，这当然是正当而又合适的。如果他没有超越这一点，我决不会感到必须撤他的职。”

可是麦克阿瑟将军跟杜鲁门总统之间，不仅仅是意见分歧的问题。

麦克阿瑟重蹈了麦克莱伦当年的覆辙。

1951年1月，中国军队攻陷汉城。2月，李奇微指挥第8集团军发起攻势。3月18日，汉城被联合国军夺回。在重创中国军队时，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和谈结束战争的时机成熟了。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了麦克阿瑟，拟将发表杜鲁门的声明。

可是朝鲜的3月24日早晨，也就是在华盛顿时间3月23日，麦克阿瑟擅自向中国发表正式声明。声明说：“……敌人此刻必然已经痛苦地意识到，如果联合国决定放弃它力图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的容忍态度，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它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则赤色中国就註定有立即陷于军事崩溃的危险。”

麦克阿瑟的这个声明，等于是一个在外之将威胁要扩大战争。这跟华盛顿的意图背道而驰，是在拆杜鲁门总统的台。

麦克阿瑟超越了其军人的本分，说了不该说的话。

他这一下子，把杜鲁门总统的和谈梦一时给击得粉碎。用李奇微的话来说，麦克阿瑟擅自发表的声明，“使中国人处于如果真要接受邀请进行谈判就会大丢其丑的难堪境地”。事隔多年，杜鲁门对这件事还耿耿于怀：“我们为取得其他国家政府的同意而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