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一七师三四九团青年股长王众1950年12月5日于华阳里的日记里，写下的却是有名有姓的英雄人物同样令人感动不已。
过了九龙江，我们在一条山沟里宿营了。正好天已大亮，照例有的同志选好地形在挖防空洞，有的同志在淘米做饭。
前面传来了胜利消息，我们这一仗消灭敌人两个连，同时还传来了很多的英雄事迹。应该被人们仰望和歌颂的是这样一位千秋不朽可歌可泣的英雄——一连战士鲁福善同志。他在这次战斗中，怀抱4颗手榴弹冲入敌阵地和敌人同归于尽。他生于天津，今年30岁。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他曾亲眼看过美国兵强姦中国妇女的兽行，他也曾亲身挨过美国兵的毒打……他是单身汉，解放后他把革命部队当成了家。他对祖国有着无限的热爱，他对美帝国主义有着无限的仇恨。他的英雄壮举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他的心灵深处喷发着復仇的火焰。在首战云山时，他也曾随身带满手榴弹，几次要求前去炸掉打倒我们几名战友的美军坦克。这次战斗中，他同样看到一堆敌人在一块巨大岩石后面占领有利地形用火力伤了我们许多战友，在我方暂时无法歼灭这股顽敌的情况下，他主动要求排长去干掉这股敌人，未等排长答覆他就奔下山去了。他向排长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去为战友復仇，为保卫祖国和敌人拼了，我死后请求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英雄壮举，扫清了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活着的战友无不为他的英雄行为所感动。战后，他的愿望实现了，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追记一等功。我们为祖国有这样的好男儿而骄傲！
引用了这两篇日记之后，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
这是发生在1952年3月间阵地防御战的事情：3月27日那天，一一七师三四九团指挥所把观察釜沼洞等地敌情的任务交给侦察排，副班长侯昭郎听说后积极地向排长要求担此重任。排长望着这个机智而勇敢的共青团员，想起他在博川战斗中，作为步兵第四连的机枪战斗小组长，配合尖刀班深入敌后打退敌人两次衝锋，消灭40多个敌人，有力地保证尖刀班完成了战斗任务。战后，他本人荣立一大功。他带领机枪战斗小组荣获“模范机枪组”的称号，以后他就被调到团侦察排来了，排长看他要求任务坚决，相信他能完成任务，就答应了他。
3月28日拂晓，排长带着侯昭郎和4个侦察员，深入到距敌人不到一里路的佳男洞的山上。排长命令侯昭郎和侦察员王陪龙在一个旧的迫击炮阵地上观察。他自己到别的地方观察，规定黄昏时分集合返回。排长走后，侯昭郎和王培龙把手榴弹卸下来放在坑旁，准备万一敌人上来时，好拿起来就打。
敌人占领的山高，而佳男洞低矮，相距又近，结果他俩被敌人发现了，从下午1点到5点，敌人不间断地朝这里打炮。突然，一发炮弹打进了他俩观察点的洞子。侯昭郎和王培龙都负了重伤。手榴弹被打飞，枪也被打坏了。侯昭郎忍着伤痛呼唤着身旁战友的名字：“王培龙，你怎么样？”
“我……我……”王培龙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不知过了多久，王培龙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等侯昭郎再去呼唤他时，一看，他闭上了眼睛。
这时，侯昭郎才看看自己伤得怎么样，左下腿的肉几乎全部被打飞。腿部、左臂等部位共有4处受了伤。爬了一个多小时，才爬出100公尺。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个防炮洞，就爬进去了。
侯昭郎四肢无力地躺在防炮洞里，身上的4处伤口均未包扎，肿起来了，火辣辣地疼痛难忍。他没有哭叫，更没有动摇。他这样想着：我是共青团员，在战斗中为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牺牲是值得的，是光荣的！
天已黄昏了。排长在集合地点左等右等，都不见侯昭郎和王培龙的身影。他派侦察员彭明仁去找。彭明仁到那里去一看，人没有了，只剩下两支被打坏的枪仍在那里。他回来报告排长。排长断定：他俩不是挂彩就是牺牲了。于是，又派一个班带着担架再去找。
这个班到达侯昭郎和王培龙原来执行任务的地方，刚开始挖地刨土寻找。不料，敌人上来了一个排企图包围他们。因为他们人少，就撤回去了。
这时候，在洞子里的侯昭郎，忽然听见洞外有人说话的声音。他仔细地侧着耳朵听，能听出有中国人说话的声音。他立刻判断起来：是不是自己人来找他，也可能是敌人带着特务来抓人？
此刻，他百倍警惕地想着：自己身上还带有共青团员介绍信和入党志愿书。这些东西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将会泄露党和国家的机密。对！这些东西哪怕是张纸片，一个字也绝不能让敌人得去。他把身上带的这些东西撕成碎片，再在洞子里用手刨了一个坑埋起来。这样忙了一阵后，他又想到：假如敌人真来了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手里要有一支衝锋鎗，身边要有几颗手榴弹，那该多好啊！敌人来了就可以和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可是，摆在他面前严酷的现实——什么武器都没有！他开始在这个防炮洞里寻找、搜索，终于让他摸到了一根木棒。他像得到了什么最好的武器似的，把木棒紧紧地握在手里。一个共青团员的决心从胸中油然升起：绝不让敌人抓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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