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30日夜间，一一六师所有部队包括配属的炮兵，整整地忙了一夜。7个步兵营、6个山炮营和野炮营、8个团属炮兵连计7500人、155门火炮和500匹骡马，一夜之间全部转入地下。第二天拂晓前，各团司令部的参谋人员进行了检查，密密层层的交通壕已全部用冰块和积雪伪装，连阵地上的电话线都伪装起来了；炮车进入阵地的车辙也用雪掩埋起来了。
从现在起，我在军指挥所里时时刻刻都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横宽1500公尺、纵深2500公尺的攻击发出阵地上，摆上这么多兵力和武器装备，必须熬过31日这个白天，绝对不能暴露一人一马，一枪一炮，绝对不能让敌人发现或察觉，这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也是极其令人担心的。我打电话给一一六师汪洋师长：“谁要暴露目标，不论干部战士一律执行战场最高纪律。这是死命令，务必要每个人都知道。”
“请军长放心，为了胜利，我们全师指战员必须忍耐一切，坚决执行地面上不露一人一物的命令。汪洋一字一句地说着，这既是他这个师长的保证，又是全师同志的保证。
我之所以这样严厉命令部队，是因为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仅部队会遭到不可收拾的损失，而且使整个战役计划因此而被破坏。
接着，军指挥所不断接到一一六师的报告：
三四七团为了不让地面上的寂静引起敌人的怀疑，他们早已布置好的那两挺机枪，时而单调地弹着钢琴，一切好像都和往常一样。
到了30日夜24时，全师部队进入各自的进攻出发阵地完毕。
一一六师全部人马车炮转入地下后，虽然部队各方面都隐蔽得很好，但我的精神仍然非常紧张，心里总感觉一种极大的不安。每当临津江南岸的敌人来回走动对北岸进行瞭望和观察的时候，每当敌人的飞机绕着临津江低飞盘旋的时候，我的心就更加不安起来，总是叫作战科长左勇或者党委秘书孙祥华打电话询问部队的隐蔽情况。我不断地亲自给各师打电话说：“天气的确很冷，任何人不准爬出来乱跳乱动，为了突破，为了胜利，再大的困难，我们也必须忍耐，忍耐，再忍耐……”
早晨8时左右，在三四七团阵地的上空，出现了一架敌人的炮兵侦察机。这种飞机形状像个大蜻蜓，肚子和两翼都很长。它飞得很慢，可以直角拐弯。它发出一种低哑而细长的怪声，虽然不投弹扫射，但战士们很讨厌它，给它起了外号叫“小寡妇”。
“小寡妇”在天空飞行了20多分钟，忽东忽西，但总不离开三四七团阵地的上空。这个情况反映到军指挥所，我马上打电话告诉一一六师师长：“汪洋，你问问李刚从这里攻击吗？还有，敌人的指挥官识破了我们的突破计划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再糟糕也没有了。不过，老吴，我看不会是这样的。”徐斌洲在一旁插言道。
这天中午时分，警卫员从外面跑进军指挥所的掩蔽部，兴奋地向我报告：“军长，下雪了。”
我披上白布伪装走出去一看，一场大雪纷纷扬扬。我举望远镜观察前方，只见白色茫茫的大地，似沉睡又似起舞，我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大声喊道：“老谭，你快出来看看，好一场大雪，真乃天助我也。”
谭友林走出来，和我并肩站在一起仰望着天空。飘落而下的雪花，掉在我们的脸上立刻融化了。他笑着对我说：“军长，你这着棋不错呀，够美国人喝一壶的。”
“这桌好酒菜，是你和我共同请的客嘛！”
“军长，你看。大雪把所有的阵地披上了新伪装。”谭友林用手指着一一六师潜伏的阵地。
我们谈了一会儿，便回到掩蔽部。我拿起电话耳机询问各师特别是一一六师的准备情况：“军长，一切都准好了，你有什么指示？”
汪洋在电话上说。
“这场大雪对我们极为有利。大雪过后气温必定下降，告诉部队注意防冻，尤其是4个尖刀连，不准冻坏一个人。”我向汪洋讲完了，又把一一六师和一一七师的电话也接通了。我向王良太和张竭诚这两个师长也这样嘱咐着。
打完了电话，我对谭友林副军长说：
“老谭，你和徐政委在这里坐镇，我到一一六师去。”
“军长，还是我去吧！你和徐政委在军里坐镇，听我这一回。”
“好。就听你的，随时联繫。”
谭友林带着警卫员就到已经全部转入地下的一一六师去了。
我十分关注一一五师三四四团在高浪浦里掩护一一六师部队。这一天，从拂晓开始，敌人向他阵地上打过来一批又一批的炮弹，特别是三四四团六连在九野山上，为了吸引敌人，必须在那里挨一天的炮弹。他们为了全局的胜利，作出了局部的牺牲，这种精神十分可贵。
这一天，我给一一五师王良太师长打电话说：“敌人已经中了我们的计！你们继续牵制住敌人。在一一六师发起进攻之前，不要使敌人有丝毫察觉。”
“军长放心，我已告诉三四四团的同志们，伤亡再大也是值得的。”王良太这样回答着。
公元1950年12月31日，是20世纪上半叶的最后一天。1951年元旦，是我们入朝作战以来的第一个新年。凡是亲身经历了这一天突破三八线前前后后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这振奋人心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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