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队伍里不再沉默了，脚打泡的战士跟上队伍，从班长、排长到共产党员们都说：“脚走烂了也要跟上队伍，去为朝鲜人民报仇！”
指战员们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说：
“咱们来的正是节骨眼上，再晚了，祖国土地上也会出现这样的悲剧……”
10月22日夜，我们军指挥所5辆吉普车、1台美式中卡，按照预定的行军路线向龟城方向前进。参谋长沈启贤和参谋处长何凌登坐在第1辆车上，我带警卫员坐在第2辆车上，政治委员徐斌洲带警卫员坐在第3辆车上，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带警卫员坐在第4辆车上，政治部副主任贺大增带警卫员坐在第5辆车上，一部分司令部、政治部机关的同志和警卫排乘坐中卡车。沈启贤告诉我：他已经叫各车司机车与车距离拉远点。
当车队行驶到离龟城六七十里的山区，夜空的月亮已经斜下来了。附近的山把月亮的光线遮住，视度不良，四周一片漆黑。第1辆车上坡时，司机小唐看不清道路，开了小灯。车灯一亮，警卫员喊了一声：“敌机！”果然被空中迎面飞来的敌机发现，俯衝扫射，接着又投下两颗炸弹。我乘坐的第2辆车跟在第1辆车只八九公尺远，听到飞机扫射声。当我看见第1辆车停了下来，马上意识到：不好，出事了！我跳下车，奔跑到前面去，急切地问道：“老沈！老沈！怎么样？怎么样？”
“军长，何凌登同志，他……”沈启贤沉痛地再也说不下去了。
借着微弱的月光，我仔细一看，坐在司机旁边的何凌登安详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这时候，整个车队都停下来。从地图上看，这里是西谷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军里几位领导同志都下了车。我当机立断派警卫排两名战士乘1号吉普车把何凌登的遗体送回国去，经安东送到渖阳。
处理完这件事，沈启贤坐到我的车子上来，我们军指挥所又继续前进了。除了吉普车在山间公路上行驶的马达声，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一片沉默。我的心里非常不平静：战争年代牺牲人的事情经常发生，但眼前发生的事情竟是这样突如其来，我万万没有预料的，太出乎意外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虽然并不迷信什么损兵折将的说法，但是，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心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每个人都在为突然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而深深地惋惜和悲痛着。
何凌登同志是我熟悉和喜爱的一位优秀军事指挥员。他是福建省福州市人，1938年参加革命，牺牲时年仅33岁。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一所中学，1937年开始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唤起民众抗日热情的募捐义演中，他以高亢激昂的口琴演奏，激励着多少人的爱国之心啊！后来，他在湖南岳阳参加了抗日救亡剧团，通过革命老人徐特立的亲自介绍，投奔到革命圣地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这座革命熔炉里锻炼成长。他曾经获得延安地区毛泽东模范青年奖章和模范干部奖章。
他在抗大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三师当参谋。我那时在三师八旅担任政治委员，经常见到这个充满革命朝气的知识分子。时间长了我和大家发现他还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每次联欢晚会，都有他的口琴独奏。总之，他给我和大家留下的印象，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年轻有为”4个字。1950年初被任命为军司令部参谋处长。
可以说，何凌登是我们军最早跨过鸭绿江的第一人。
东北边防军曾向中央打过一个报告：建议在出兵之前，派一个数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前往朝鲜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周恩来总理当时没有批覆这个报告。后来中央决定可以派出，但在中央未就出兵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仍不宜用先遣小组名义，所以决定均称武官。他们是：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第十三兵团司令部侦察处长崔醒农、第三十九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凌登、第四十军一一八师参谋长汤敬仲、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
9月17日，也就是美国侵略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三天，中国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柴成文带着这5位武官，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何凌登壮着胆子向周总理请示：“总理，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不知何时出兵朝鲜？”
周总理严肃而亲切地说：
“志愿军何时出兵朝鲜，我现在还不能回答你。这件事关係重大，由毛主席直接掌握和决定。”
说完，周总理向柴成文说：
“你带着他们儘快出发前往平壤。”
“是！我们明天就走。”柴成文说。
当他们路过渖阳时，东北军区已为武官们准备好5辆吉普车、5名司机。进入朝鲜抵达平壤后，柴成文会见金日成首相，向他报告：中国又派来5位武官。金日成听了十分高兴，叫首相秘书分别给5位武官各开一个首相签署的《信任状》，要求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
何凌登他们立即分赴朝鲜北部前沿勘察地形、了解情况，直到10月19日，他才由朝鲜返回辽阳，当天他向我们军领导同志作了汇报后，又向司令部各科介绍了朝鲜的有关情况。
怎么也没想到，何凌登又成了我们军在朝鲜战场上最早牺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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