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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多数人的意见未必就是正确意见，多数人的利益未必就是合法利益。当众多人联合起来投票让某一个无辜者下岗时;当许多人拳脚相加在街头打小偷时;当大多数人的利益“合理”地覆盖个人的正当权利时，集体的力量实际上变成了集体暴力。

每一个人，都渴望融入集体之中;而每一个守法的个体才能构成共同的守法集体。在这一时刻，集体利益中的绝大多数，可能就是另一时孤立无援的少数人。所以，今天你对他人利益的尊重，也就是明天众人对你自己利益的尊重。同样，你对法律的维护，也就是你自己权利得到保障的根本。

人类领导史上，有一个着名的现象：外行领导内行。“兵”肯定是内行，“官”十有八九是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最大的心理障碍是担心露馅;怕被人小瞧。于是努力打扮成内行，至少别让人看出自己有多傻。

主动离开本职工作的叫“下海”。如今这些人，大多数已经成为某公司的经理、老闆。被迫离开工作岗位的叫“下岗”，现在这些人，大多数正在街头巷尾摆地摊。

中国有句老话：“夹着尾巴做人”。为什么?因为夹着尾巴做人可以更能保护自己，它能让人在屈伸之间找到摆平关係的法宝。

人夹着尾巴做人，是防谁呢?谁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权力”。除了“权力”，谁能管得了一个人是“冒尖”了，还是“出头”了，是张扬了还是显摆了。凡人与凡人之间的嫉妒，仅仅能导致嫉妒者眼红和失眠，若没有“权力”的介入，嫉妒只能伤害嫉妒者自己，当嫉妒一旦成为权威者的心态，翘尾巴的那个傢伙就该倒霉了。

只要有专权，只要有人治，就容不得别人翘尾巴。中国自秦始皇开始，就只允许一个人翘尾巴。现实告诉我们，凡是不夹着尾巴做人的，命运都不会顺利。

“夹着尾巴做人”是老百姓的生存“规则”。

人们憎恨贪官，但对庸官却比较宽容，顶多就是嘲讽两句，而实际上很多时候，庸的危害更甚于贪。

领导最怕群众没追求，群众没追求就不会紧跟领导，领导也就不好使用;群众最怕领导没爱好，领导没爱好，群众就不知道怎么对付领导。

领导就是领导，群众最怕的就是领导深入群众，平日里高高在上，忽然要深入群众，哪个群众不怕被砸着?深入群众的时候，领导都有本领能收能放，收是集中，放是民主;收是权力，放是閒情，收是领导风范，放是与民同乐。

6.2 民间组织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基本权利，宪法支持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方式，也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公民社会的发展，一个突出的标誌就是民间组织的迅速壮大。在我国，民间组织主要是指各种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社会中介作葬，包括社团与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

民间组织在我国的快速发展，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新社会现象。民间组织的成长速度惊人，据统计，仅目前中国的志愿者组织成员就高达1000万人。

民间组织的出现，给政党活动提出了新的课题。作为一种普遍现象，民间组织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政党活动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政党面临着利益表达和精英集聚功能被替代的挑战，政党面临着管理手段进一步民主化、法制化的挑战;政党面临着合法性危机的问题等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由于政党与民间组织都具有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功能，所以民间组织也具有政治性质，或者说可能成为政治性组织，与政党既可以是互补的关係，也可能是对立的关係。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党没有有效发挥自己的功能，民间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政党，从而介入政治领域。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领导活动的层次高于管理活动;从区别上看，一般说来，领导活动都会挑战现状，而管理活动只会接受现实;领导活动更关注领导的对象，而管理活动更关注制度;领导需要交流，而管理只是发布命令;领导需要创新，而管理只是模仿;领导是做好事，而管理只是把事情做好。

6.3 关于知识分子

我国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新华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一界定让人觉得在中国，当知识分子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再说了，脑力劳动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至于文化水平是否高，目前的趋向是文凭和学历代表了文化水平。

王小波说：“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

西方对知识分子的界定

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讨论由来以久，而且一般都认为批判精神和终极关怀是知识分子不可或缺的两个条件。人类社会的整体命运和人的普遍利益，这是他们籍以建立其全部价值体系的前提。

今日的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公平、自由)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