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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中国的地方官员中，锐意进取的不少，但不畏艰难、能妥善化解干扰的相对不多;推行改革的不少，但有自觉意识和成套理论支撑的相对不多;愿意支持推动改革的不少，但能强力推行的相对不多;蛮横实践改革措施的不少，但能卓有成效、经得起群众见证的相对不多。

当官是一门高深的学问

我国自古以来，最精密、最深刻的学问是什么学问?或有人道，是道家思想，是儒家思想，是法家思想，是墨家思想，是易经;或有人更道，是兵法，是中医，是文学，是祖冲之和张衡、郭守敬、沈括一类的科学家们的东东。

其实，依我阿赛尔个人的观察，这些都不是最精华的。一部中国历史，说是上下五千年，可考证的三千来年，其中最猛的是做官。你看从皇帝到小民，从学者到穷酸，所言的话语中心，是什么?都是做官。读书是为了做官，所谓“学而优责仕”;获得奖励是提拔，所谓连升三级;人生最大的价值是光宗耀祖，靠的就是“官至极品、朝野震慑”之威严。

何况一个儒家思想，更是赤裸裸的经世之学。什么是经世?其实就是做官，不过是打着为民的旗号来说的。儒家思想的意思，不做官是难以为民服务的，所以要“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

做官了，就可以为民服务了么?非也非也。你做官靠什么来保障官权?不是靠老百姓，而是靠皇帝。皇帝自己智力有限，他就是个天神也是有限的，毕竟是个人，不可能事事英明阿。如此，如何应对皇帝，就成了做官的第一学问。这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是古代人傻，而正是聪明的选择。不靠皇帝，难道靠你老百姓?这不是开玩笑么?

但中国的皇帝(国君)经过了多年的经验积累，特别是秦朝的大力改造之后，懂得了一人之力非天下之力，学会了使用天下能人来辩论综合，懂得使用多人的智力来促成各项政策的出台——注意，这不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阿，其实正好是反儒家思想的法家秦始皇带来的;假如按照儒家思想建立所谓的周礼，那么就应该“继绝世”地承袭血统之权才对的——如此之结果，就造成了朝中官员众多，终于导致了做官学问的精密化和高深化了。大家互相辩论，也就难免出现利益的衝突，甚至彼此倾轧，但裁决权在皇帝那里，于是，上有皇帝、周有同僚、下有愚民之做官环境，成了中国做官学必须面对的真实处境。

于是，你通过儒家学说倡导的经史子集来阅读中国做官学，就可以窥探到中国做官学的高深之处了。特别是他的经和史两个部分，充满了这些深刻的道理。简而言之，就是做官要做到“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不可直抒胸臆、学会装傻充呆、两面三刀才能生存、残酷斗争同僚不要手软”等等做法之理论依据和事实论证，正如林彪所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正是中国做官学的精密之处了。

特别是官僚之间的彼此倾轧，最后要通过皇帝来最终解决，如何把握之并趋利避害，更是最重要的学问了。

有史以来，有关做官的学问真是浩如烟海，只是不知道你注意没注意它是做官学这个本质没有——帝王制存在的时候肯定没有敢明说是这个东东的，原因自然是毕竟做官学其实就是阴谋论，大概会引发皇帝的愤怒的。所以，直到了民国初年，随着帝制的崩溃，便有了直观的做官学问，这便是《厚黑学》为特征的在中国如何做官的经验性总结之论着了，随后便发展成了从文化上、国民性上论述的做官学了。

因此，关于做官，便有了“厚黑说(李宗吾)”、“奴才说(鲁迅)”、“酱缸说(柏杨)”、“潜规则说(吴思)”，其中最伟大的，当数厚黑说和潜规则说。前者你拿来就可以用;后者却从理论上让人服气起来而拿来就用的——当然，吴思先生的本意却是批判这个东东的，不多言。

你看，做官该是多么复杂的东东阿，而从事实上看，做官也的确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清官难做，毕竟社会整体黑暗，要“众人皆浊我独清”地搞个人英雄主义，充大头，还是很麻烦的。出头的橼子先烂么。这样的例子就不多说了，无论是海瑞，还是包青天，都有过灾难的时刻;今番就是说说贪官也难做，诸位可能就觉得新奇了。

贪官也难做?是的，就是如此的。君不见历史上的赵高、贾似道、严嵩、和珅那样的巨贪，伺候皇帝的时候，是如何艰难的?他们的能耐全都表现在正确揣摩圣意上，做到了如何让皇帝满意，才保证了自己的贪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该是多么艰难!历史上该有多少变态的、失常的、神经病的和装聪明但本质上是笨蛋的皇帝的，要伺候他们高兴，难度可想而知。人人都有自尊心，为了伺候皇帝不得不不要脸，就凭这个，也可知道贪官之难了。

何况，信息封闭的时代，你如何让别人知道你是贪官还是清官?难道你自己说了算?历史上被诬衊为贪官而被处死的清官真是海了去了，不都是这种艰难情况的证明么?

我每每看到那些三朝元老都敬佩不已。我佩服他们什么呢?佩服他们变态的程度。中国的情况历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却把新桃换旧符之不同皇帝不同政策的，没有什么连续性，夏天的天说变就变，何况是皇帝本人都不同了?但这些三朝元老真厉害，都能一直跟随下去而没有什么大问题，这作官的学问，就足够你我研究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