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我国现有公务员500多万人，其中只有8%是副处级职务以上，92%的公务员职务层次都在科级职务以下。占全国公务员58%的县、乡两级公务员超过300万人，受制于机构规格和职位数量，绝大部分难以升迁。这有限的职位自然会成为众人争夺的“肥肉”。在现实政治生活中， 为争夺职位明争暗斗已经成为一种官场常态，发展到极致，雇凶谋杀竞争对手的也时有发生。
1.3 为什么进入官场
自科举制度创立实行，教育与科举逐渐合而为一，科举成为做官的敲门砖。金钱、美女、高官、厚禄、轻车、宝马，人生所欲，不过于此者。面对这等美妙似锦的辉煌前程，谁个还能不去孜孜以求?
成了秀才，就跻身士林，预备做官，成为统治阶层的成员了。秀才只是科举入仕的第一个台阶，仍不属正途，优异者选任小小社学教职。中了举人做官的路子就比秀才宽多了。一中进士，点翰林，才算走上了升官的坦途。官场养尊处优，荣华富贵，作威作福的现实，也就使得清末社会各阶层都踊跃科举之道。物理学上有“场”，科场有如物理学上的“场”，一旦踏入，任何人都难以止步：中了秀才想举人，中了举人想进士。没中的千辛万苦要考中，落第的死不瞑目要再考。
皇权专制下的官本位是必然的政治体制。科举能叩开官场大门，科举的观念深入社会的骨髓，读书、应试、入仕三位一体，是知识分子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取向、手段和行为方式。
当腐败成为一种双向的社会需要时，一切反腐措施都将黯然失色。权力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财富是捷径，欲获取财富就必须做官。
儘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文官制度，但是入仕的途径却是很杂滥的。中国古代的官场，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生意场，象做生意般地做官，这是中国的一大特色。
人人都想当官，却不知道如今当官就象唐僧进了盘丝洞，到处都是诱惑，没有定力、毅力和信念，身败名裂是早晚的事情。诱惑是各种各样的，金钱、美女、享乐，那都是比较浅层次的、容易发觉的;贪得无厌地追求政治利益，为了升官不择手段，是另一种诱惑造成的结果，而且这种诱惑很容易跟所谓的事业心混淆起来，更难以考察，陷进去更容易忘乎所以，摆脱起来更困难。
追逐利禄、出人头地、建功立业、文章传世是进入仕途的缘由。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追逐权力，大致不外两方面的缘由，一是由于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如陈胜、吴广、韩信、朱元璋等，这是属于求生存一类;二是出于改变现实地位的目的，用现在人的话说，就是“跳出农门”，这是属于求改善一类。这一类在中国历代官员中，占了大多数。
士、农、工、商，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民”的传统排序，“士”为四民之首，“农”排在第二，实际上，农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整个国家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重担，几乎全都压在农民身上，所以，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由“士”而入“仕”。中国封建社会的一大好处是，它为这种途径提供了可能性。
做官，与农民种田、工人做工、商人买卖一样，其最基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吃饭，养家餬口，不要以为那些显官政要，都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人;如果没有俸禄，没有官员所享受的许许多多特权和优惠，还有那么多人对仕途趋之若骛吗?
出人头地永远是文人投身仕途的终极目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黄金时期，对于文人来说，那个时代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尚未形成，思想上的独尊儒术尚未确立，用人制度上的门阀等级观念尚未出现，甚至后世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忠孝”观，也还没有变成禁锢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桎梏。这样一种时代气氛，大大鼓励和激励了文人们，使得他们渴望出人头地，渴望一举成名。那是一种典型的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文人，都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的支配下投身仕途的。
岂止春秋战国时期，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以致整个世界历史的政治舞台上，所有那些政治人物中的绝大多数，其投身仕途的初始的、基本的动因，都是赤裸裸的出人头地的欲望，攫取功名利禄的野心。
官场，其实就是一种政治运动场，投身其中的选手们希望夺冠，希望出人头地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
仕途上的文人，其命运对君权有极大的依附性。没有君权的认可，他们可能一事无成;如果得到君权的欢心，他们可能立刻身价百倍;而一旦失去了君权的宠信，他们又会立刻变得不名一文，甚至身败名裂。
君权是永恆的，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是不断变易的。你能得宠于旧主，未必能续爱于新君，而一旦失爱，就会变成阶下囚。
中国的文人，深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影响，走上仕途以后，莫不以建功立业为己任，但并不是所有仕途上的文人都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因为象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李白、杜甫等人，就不是干政治的材料。政治需要的不是学问，不是才华，而是：一是行政能力，二是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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