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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军为最早用西法训练而有成效的部队。李鸿章之不愿将华兵交洋将代练，是怕权力旁落，不受中国调遣，因募洋将教练，使居于客位。及李任直隶总督，主将现有兵勇选汰，一律改用洋枪、洋操。中枢虽未采行，然已命划一训练。英、俄、法对华各有企图，英人已参与海军，李不欲其过问陆军。他认为德国近年军政修明，与中国无边界毗连，又无传教与贩卖鸦片之事，极应联络，以助军谋。天津海关税务司德人德璀琳（Gustav Detring）大事活动，因于一八七三年，聘德军官李劢协（Lehmayer）为教习。一八七六年，派武弁七名赴德学习，回国后，任亲兵教练，由德璀琳之婿汉讷根（Canstantin von Hannaken）督率。德璀琳是德国在中国的赫德，汉讷根在北洋陆军的地位，有如琅威理之于北洋海军。中法战争时，李续雇德国军官多人。一八八五年，设天津武备学堂，选淮军弁目肄业，学成后分发各军，担任教官，但非统兵官。

三、富强兼顾的企业--轮船招商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为自强运动第一期，举办的新政，限于官办的制炮造船，认为这是自强的捷径。但是需款颇巨，有出无入。不易作无止境的挹注，何况军事工业与其他企业息息相关，彼此必须配合。其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的经济势力，日益膨胀，利源多为所夺，长此滋蔓，国计民生，势将惧敝，沿海长江的交通运输受害尤烈。为了挽救此两大危机，必须别闢路径，利用民力。民与官极不相信，向不乐与官交涉。纵令有人情愿，又未必符合政府所望。最后是民间出资经营，政府总其大纲，扶持监督，"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即所谓官督商办。此为七十、八十年代，即自强运动第二期对于各种企业所采取的中心政策，首先见诸实施的为轮船招商局的开办。

五口通商之后，以香港为中心的英国轮船，往来上海、南洋，中国旧式船运几全失其利。及东北、华北、长江开港，外国轮船愈增，航行的地区愈广。过去以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 ）的轮船为主，一八六二年后，又有美国旗昌洋行（Russell & Co. ）的上海轮船公司（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 ），专载沿海及长江客货。是后数年，英国的省港澳轮船公司（Hongkong，Canton and Ma操 Steamboat Co，）、公正轮船公司（Union Steam Navigation Co. ）、北清轮船公司（North China Steamer Co. ）、太古轮船公司（China Navigation Co. 或Butterfield and Swire Co. ）相继成立。宝顺洋行（Dent and Co. ）、琼记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 ）亦均营轮船业务。加之进口洋货有特别优待，关卡于洋船不敢过问。华商与合伙贸易之船，由洋商报关，华商自行贸易之船，亦多托洋商代报。各口生意，洋商占十之九，沿海沿江人民生计壅阻，国家税饷尤损失不赀。

另一严重问题为漕运。漕运积弊已深，官吏节节侵渔，运河日久淤塞，每年挑挖，所费亦巨。一八二五年，试雇沙船（浙江大型帆船）海运，然载重不大，运脚过昂。一八六四年丁日昌曾请由华商置买轮船。两年后，左宗棠復力陈轮船之利，无事时可用之转漕，有事时可用之运兵运粮，并强调外国轮运，对于中国南北经济的伤害。"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消耗愈甚，不惟亏折资本，浸至歇其旧业。……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 唯一办法为自备轮船。

二十年来富而多金的洋行买办投资于英、美轮船公司者不乏其人，如官为领导，给以利便，大可冀其转而相就。江南製造局总办冯焌光谓"欲弱西国，必自富中国始；欲富中国，必自暗抑洋货，流通土货始"；如准商办轮船兼运漕粮，纵客货未能充裕，亦可藉资弥补。李鸿章深表赞同，认为华商如能自立公司，由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之员出而担当，復有专门生意（漕运），自不至为洋商倾夺。一八七三年一月，遂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总办为曾任怡和洋行总买办十余年、负责轮运业务的唐廷枢，会办为曾任宝顺洋行总买办十余年的徐润，均称得起"熟悉生意，殷实能干"之人。①另一会办为李的亲信盛宣怀。初拟招商股百万两，实收约半数，官方垫付约二百万两，分年于漕米等物运价内抵还。

招商局初仅有轮船三艘，一八七六年增至十二艘，洋商大起嫉忌。旗昌、怡和、太古等公司纷纷跌价，招商局不得不随之削减。因为独占漕运，有固定收入，尚可与之周旋。旗昌轮船多往来天津、烟臺，因无法竞争，翌年将所有轮船、码头、栈房售与招商局。怡和、太古仍一意倾挤，招商局的近海业务，尚可勉强支持，远洋则无法抗衡，不得不与两公司妥协。一八七八年，与订"齐价合同"，划一运价，分配货源吨数。华商顾全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