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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中对于天主教弛禁并无明文，仅由耆英宣布。刺萼尼坚持必须咨行各省，释放从前习教办罪之人，准其建造教堂聚会，进而定要上谕公开宣示，将康熙年间的天主堂给还习教之人，不然"两国之事，正未可知"。这时盛传法人将占领定海，道光深慨时事变迁，以至于此，"只可稍从权宜"。一八四六年二月八日，依从刺萼尼的条件办理。天主教既然开禁，基督教随之照行，因为英、美条约均有最惠国条款。

英美法订约后，其他西方小国亦相继干请，如荷兰、比利时、丹麦、普鲁士、西班牙，俱允其按新章互市。瑞典曾正式立约，葡萄牙要求豁免澳门地租，扩展地界，虽未邀准，而酌减租钞则已如愿。

三、五口通商

一八四三至一八四四年，五个条约口岸，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依次开市。厦门、福州、宁波因地理的限制，商务并不繁盛。广州贸易一经恢復，进口英、美商船五十余艘，两湖、江西的商人仍运丝、茶前来，再将洋货北贩，"市肆闾阎，恬熙乐业"，但好景不常。上海扼长江、黄浦江口，水运便利，又位于江、浙富庶之区，久为对内重要商业海口，本地沙船以棉花、布匹、茶叶运往东北、山东，闽、广商船则运进糖货、洋布、呢绒。开市之始，洋船至者尚不甚多，年约二十余艘，一八四七年即超出一百艘。一八五〇年起，压倒了广州。一八五五年进口船多达四百余艘，又三年至八百艘，走私偷税之风极炽。广州的洋行，相继迁来，或设置分行，遂成为全国最大城市。英国初租荒地二十七英亩，一八四五年，取得了土地承租权，面积约一百八十英亩。三年后，扩展至四百七十英亩。法国的租界定于一八四九年，约二百英亩。美国租界形成于一八四七年，范围不甚固定，约一千余英亩，一八六三年，与英租界合併，称为公共租界。①英、美租界为居留区（settlement），法租界为让与地（concession），商业之外，亦系作奸犯科、藏垢纳污之所。至于割让的香港，本为海盗出没之地，仅有渔户数十家。英人占有后，凿山开道，大事兴建，成为英人在远东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枢，一度更是鸦片的集散地，公开交易。

战前中外贸易由行商控制，实际经手的为洋行买办。他们初为临时僱佣，仅代外人购买零星什物及起居饮食的必需品，及外人与华人交往日繁，兼承办其他事务，权力渐重。五口通商后，外人虽可自由选择商人交易，仍须透过买办。上海兴起，已有经验的广东人随之而来，如吴健彰、唐廷枢、徐润。长于买卖的浙江人，亦以此为业，如穆炳元、杨坊、吴煦。除了经办本埠业务，且不时深入内地，收购茶丝，推销进口商品，转手之间，千金可致。今后的买办与过去广州时代的洋行买办，大不相同。自是沿海人民"争附洋人"，通洋语、悉洋情者，"趋之若鹜，举国若狂"，不少人成为巨富，但亦因与外人接触，而习于西事。

五口通商之后，走私偷税之风益炽，特别是鸦片。洋商于各海口设有囤集鸦片的趸船及运送的"飞剪船"，香港之外，以上海为最。一般商品亦大量漏税，如经破获，领事反予包庇，海关收税仅及进出口货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澳门及香港政府，復借名护航，将当地夹板船及浙海盗船，编为护航划艇，配置枪炮，勒索中国商船。更惨暴的行为是掠卖人口。鸦片战争前澳门已常有此类事件，战后扩大至广州、厦门等地，公然绑架，大都运往拉丁美洲，被虐待而死者甚多，即所谓"苦力买卖"。名为华工，实不如牛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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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福州、广州、厦门的英租界分于一八四五、一八四七及一八五二年划定。

四、教士的活动

鸦片战争前，在华天主教士，并未绝迹。一八四六年，明诏弛禁，给予的便利益多，各教派活动展开，各有传教区域。耶稣会再度恢復，传教区为江苏、安徽。一八四三年以后，在上海附近徐光启的故乡徐家汇设置总会，建立观象台、博物院、图书馆、学校、印刷所。一八五三年，教区内已有七十八所学校，学生一千二百余人，信徒与日俱增，直隶南部亦入于他们的势力范围。据估计全国天主教徒约三十万人。

尤值得重视的为新教士的成就。第一位为一八〇七年到广州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七八二至一八三四），系伦敦传福音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初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因不易与华人接近，惟有致力于文字工作。一八一五年与米怜（William Milne）在满剌加刊行《察世俗每月统纪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一八一八年间设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一八二三年将耶稣会士所译圣经修订完成，与自编《英华字典》出版。一八二七年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刊行《天下新闻》（Universal Gazette），次年他的《东西史记和合》出版。一八三三年马礼逊的《英事撮要》继之。同年郭士立（插rles Gutzlaff）在广州刊行《东西洋每月统纪传》（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