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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后期，国家岁入四千余万两，十之七八来自地丁，即钱粮，次为盐课、关税。岁出以军饷、王公百官俸廉、河工为大宗，收支差可相符，雍正时且有丰盈。干隆时，由于军费浩繁，挥霍无度，已渐感支拙。嘉庆、道光两朝，叛乱迭起，河决频仍，在在需款，不得不额外加派特征，直接间接均出于农民。农民所入，来自土地生产。清初全国耕地，约六百余万顷，人口约一万万，平均每人耕地约五六亩。干隆以至道光，耕地约七百万顷，人口增至三、四万万，平均每人耕地不足二亩，纵令"竭力耕耘，兼收并获，欲家室盈宁，必不可得"。加以官吏搜刮，连年饥谨，人民流离，为了生存，惟有铤而走险。

清的高压牢笼政策，并不能使人完全驯服，潜伏的民族意识仍在滋蔓，准备相机反抗者不乏其人，以天地会（一称洪门或三合会）为着。此一组织，可上溯至十六世纪中期，至郑成功而扩大。稍后再行加强，假託部分神话，而归本于"反清復明"。入会者，通财互济，同生共死。福建、台湾是他们的主要根据地，其后遍及于长江流域及东南、西南地区。另一民族革命的秘密团体为白莲教，历史较天地会为久，宗教（佛教）的意味亦重。元末的反蒙古运动，即以白莲教为中坚。清朝初年，白莲教重张反抗异族旗帜，信者以农民为多，分布于黄河、长江下游。

历代变乱，大都起于中衰之世。清代由于民族的不平，虽在所谓盛世，变乱亦屡次发生。康熙以后的武昌兵变，即白莲教所策动，云南、浙江、福建、台湾的叛乱，为天地会所领导。雍正之世，白莲教、天地会不断骚动。干隆年间，復转激剧，白莲教一度据有水陆要衝，扼南北漕运的山东临清。天地会一再起于湖北、福建，以台湾的势力为大。此外尚有甘肃的回乱，贵州、湖南的苗乱。规模最大的为嘉庆年间白莲教之乱。蔓延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其后白莲教的别支天理教又有一次大举，党众遍布华北各省。道光时代，天地会及瑶、夷、回的扰攘几无虚日。

中国之有海防问题，为明代倭寇发生以后之事，其平定则赖陆师。清初为海上的郑成功所苦，应付办法为迫令沿海居民内迁，不许船隻出海，采取大陆封锁。郑氏覆亡，清廷有放弃台湾之议，可见其无意于海上经营，不了解海防意义。嘉庆年间，海盗猖獗，出没粤、闽、浙江海面，飘忽纵横，数年始定。

大致看来，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中国内部秩序已不易维持。即令无外来的衝击，清的治权已不易保，对于虎视耽耽的西方强敌，又焉能抵御？

第二节西方的海陆环伺

一、欧人东来

欧洲与东方往还，最早应为与地中海东岸及西亚的商务，以后渐及中亚及印度。至于是否与中国有过接触，尚是疑问，即令有过，亦只是间接的。西元前二世纪以后，中国与罗马间的丝道初通，中国与欧洲的关係，始趋开朗，但是困难重重。一以丝道所经的西亚、中亚地区，常为不相统属的部族所据，缺乏长期的安定秩序，交通往往受阻。二以地方政权对于货物通过，任意苛征，多方刁难，甚至予以阻断。三以运输全赖畜力、人力，数量有限，运费亦昂，復多崇山大漠之险，自不及水路的便利。

西元前一世纪后期，罗马领有埃及时，埃及与印度之间，已有商船来往。至一世纪，罗马商人开始自红海进向印度，再继续东航，远达交趾，遂至中国，此为二世纪的事。自是以迄十四世纪，中、欧间海上贸易不绝。元亡之后，-度中断。十五世纪初期，郑和西航，并不曾与欧洲人相遇。到了十六世纪，始行重开贸易，此则出于欧洲人的主动。

以往中、欧间的海上通商，规模不大，印度洋及中国海的航权先后操于波斯、大食及中国人之手，欧人无插足余地。再者，由地中海东去，无论取道红海或波斯湾，中间仍要经过一段陆路，欧人在此一地带即无势力，对于中国又十分隔膜。蒙古的铁骑横扫东西，深入东欧，震栗了整个西方世界，引起了欧人对中国的注意。经过文艺復兴，欧洲人的精神解放，观念一新，好奇冒险的心理大炽。同时世界知识进步，马可•波罗的游记不再视为神话。中国的丰富物产正为欧人所需，东方的黄金珍宝尤为所爱。地圆学说此时亦渐为部分人士所接受，东达"大汗之国"及印度、日本，不必定要经过回教徒所控制的近东故道，不妨另闢直接途径，打破回教徒的垄断，避免他们的剥削。更大的原因是欧洲国家的力量的增强。以往欧洲人的东行，不论其为通商或传教，多属于私人的活动，即令是君主或教皇派遣的使节，亦乏足够的支持。十五世纪以后，西欧濒海的葡萄牙、西班牙，及英、法均成了民族国家，最后荷兰亦独立建国，人民的爱国心提高，政府的权力加大，为了个人的享受，国家的荣誉，这些惯于海上生活，以通商为立国之本的民族，遂争向海外开拓。政府鼓励于上，人民响应于下，双方利益合而为一，主要动机实为财货，次为传教。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总望将亚洲人导入同一宗教信仰，以期消弭再有来自东方的武力威胁，并顺利发展商务。蒙古时代的教使、教士，大都为此东来。海道大通之后，愈为积极。

航海技术与设备的幼稚，为十五世纪前欧洲人无法推动海外经营之另一原因。文艺復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