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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委给我们准备了皮大衣、皮帽子和布棉鞋。……那时，我们敢想敢干，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省委、省政府没有哪个敢不支持我们的行动的！”

“这我理解，他们害怕你们砸烂他们的狗头！”

孙家杰得意地笑了：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一到海拉尔车站，市委就派人来接我们，我们要登国际列车，他们连说好好好，可又对我们耍滑头，留下我们参观海拉尔，派专人陪我们去参观日本关东军留下的‘地下城’，而后又组织牧民们跟我们联欢，我们发现了他们的阴谋：是想用这些办法消磨我们的斗志，阻止我们出境。有的红卫兵还敏感到，让我们参观日军暴行是为苏修宣传，让我们知道是苏联红军打败了关东军，帮助中国解放了东北。……真是个大阴谋。

“小将们！不要上了走资派的当！这话是江青同志讲的。当时，我们就要立即登上国际列车，海拉尔市委不敢再留我们了，按我们的要求，用俄文写了两大捆反修标语，提着浆糊桶和油漆桶，等到北京至莫斯科的第一次特快列车一停靠，我们就冲了上去。

“我们一上车，先是贴标语，而后就是用油漆刷标语，我们不会俄文，就用汉字写，‘打倒苏修！打倒勃列日涅夫！’然后贴毛主席像。开头，那些俄罗斯小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愣了一会神就明白过来了，竟然敢撕毛主席像，我们两员女将首先扑上去跟她们扭打，我们在车下的人就在站台上向外国旅客发表反修演说！……

“车站上有日本人、苏联人还有外国记者，闹嚷嚷乱成一团，我们有两个会俄语的同学就和苏修分子展开了大辩论。因为我们的目的性和措施并不明确，当即发生了争执。有人认为散发了反修传单就完事；有人就主张扣下苏联的这趟列车，硬逼列车上的苏修分子投降，写出悔罪书。或是把他们当人质，像揪斗国内走资派那样去游街！……

“吓得站长不断地向我们说好话，希望我们放行，不要造成国际事件！我们认为目的基本达到，同意放行。列车刚刚开动，就有人呼喊；车上还有几个同学没有下来，是跟苏修分子扭打时受了伤还是被她们抓去做人质不得而知，我们一听急了，有七八个同学跑到徐徐开动的列车前卧轨。……

“列车只好停住，我们就去扒车门救人，苏修分子闭门不出，也不放人，我们就从修路工那里取来了铁榔头，把车门砸得咣咣响，急得站长用话筒喊叫，又用俄语要求列车员放人，不然列车就不能开走……”

乔文亚听了目瞪口呆，他没有想到国内会乱成这个样子，一伙十六七岁的娃娃，竟然这样横行无忌，觉得不可思议。这次拦截国际列车事件我曾听说过，却没有想到竟然是不折不扣的一场‘严肃’的儿戏。

“最后她们只好把两个小将放掉，为了报復她们的暴行，我们在车厢外用油漆上了几十条标语，这些标语不说你也知道，我们把苏修骂了个狗血喷头。一直闹腾了四个小时，列车才狼狈地开走。……

“我们小分队对这次行动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这次基本上取得了成功，准备再等第上次拦车。‘接受第一次经验教训，不再登车，只是让列车多在站上停靠两小时，我们在车厢上刷标语，和他们展开辩论。……这样一次两次连三次地用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把我们的口号一直带到莫斯科。”

“我从根本上反对这种办法，只打嘴皮子仗根本就没有作用。我提出、既然不能跟苏修刺刀见红，就南下反帝，到越南来打美国佬。……

“我的提议立即得到了几个同学的赞成，因为他们的父亲像我爸爸一样就在越南。……

“北京54中那些人不同意，对着我们高喊：反帝必反修！我们就反击他们，也高喊：打倒帝修反，帝在前！甚至不惜暴露军事秘密，说出我们的几万部队已经开进越南成了志愿军！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已经成为‘最可爱的人’，个个要武好斗，都想跟帝修反刺刀见红。并且听说有的红卫兵已经南下，我们心急火燎准备分道扬镳。坚持反修的同学高喊反对分裂。而我们主张南下的同学立即对他们的反修行动来了个全盘否定，认为大喊大叫刷标语，伤不了苏修半根毫毛！不敢跟帝国主义拚刺刀就是懦夫怕死鬼、……”

我看到乔文亚的眼睛一愣一愣，不断扭头看我的反应，好像问我。“这些千奇百怪的不可理喻的现象，你怎么听起来无动于衷？”我用眼色回答他：“你在境外三年，无法理解国内发生的一切。”其实。我也无法理解这一切。当我们作为逍遥派到杭州去写蔡永祥时，几乎日夜关怀着杭州红暴派和杭丝联的武斗，当时我是同情杭丝联，甚至也想参加辩论，冒点风险也在所不惜。

“正当我们闹内讧的时候，”孙家杰面呈得意之色，“海拉尔市委带来了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华山，他交给我们一份党中央给我们反修小分队的电报，电文是：‘你们反修精神很好，要注意斗争策略。’那位华山书记说，‘我代表华北局支持你们的反修行动，但你们的行动要事先请示中央。’这时，有人认为拦截国际列车捅了漏子，引起了中央干预；有的则认为这不是真的，是修正主义分子假传圣旨，因为反修是革命行动，用不到请示中央，坚持同中央直接通话。……要华山带我们到市委会要长途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