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深懂得苏长宁此时的心境，他期待着我给他以道义上的支持、思想上的庇护和实际上的帮助——去劝说杨淑兰与他解除婚约。给他与白玉琴结合的自由。……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好像杨淑兰握有这种生死大权。而我则按着“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原则去劝说杨淑兰放生。这样会不会把杨淑兰推进痛苦的深渊之中呢？如果我站在杨淑兰一方去想，她该怎么办呢？我约略计算一下，杨淑兰已经是四十四五岁的人了，他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不管原来的结合是否完全自愿。总是共同生活了十七八年了，对她的打击将有多犬呢？她——一个在人生道路上被丈夫抛弃的四十多岁的女人，将来怎样渡过她的后半生呢？
“你跟白玉琴的感情有多深呢？”
“爱是能用深浅来衡量的吗？”苏长宁的声调里似乎带着某种凄凉，觉得我这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提了个愚蠢的问题。
“我们已经是山盟海誓生死与共了！”他用一种决绝的口吻继续说，“不可更改了！……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这种不可更改是什么意思？已经同居了？我不便问，也不想问。我只是觉得他的决绝的口吻是在给自己壮胆，我深深地嘆了口气，心头漾起一种沉重的潜忧，不知如何说好：
“你跟白玉琴的年龄大概要相差二十岁！”
“可是，爱情是不受年龄限制的。……”他的声调里有一种抗辩的意味，好像我从来就没有读过爱情小说。
“如果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我索性发挥一下文学创作的想像力给他听，“爱情也是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假如十五年后，你已经是接近花甲之年，而白玉琴的风韵犹存，有一个新的白马主子打入你们的生活，白玉琴也就成了今天的你，而你也就成了今天的杨淑兰。白玉琴再来托我说情，要你放弃婚约的约束，成全他们的爱情，你将作何感想？你会不会在黄昏暮年感到孤独难耐，再去找杨淑兰重修旧好？而杨淑兰在爱情挫折的悲伤中活转回来，嫁了一个真正成为晚年伴侣的人，而你却被摈之门外，你会不会又自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那怎么可能呢？”苏军医窘困地勉强地笑笑，还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来，我想，他此时的思绪一定非常纷乱。……
“在我看来，你和乔文亚两人都陷进了一个爱情的深潭，我们有时间，完全可以推测出它的可能性，采取上、中、下三种对策。……”桌上的时钟已经指到凌晨三点，我呵欠一声说，“我们可以从长计议，不过，我提醒你考虑一下各种可能，爱情，这是人生草原上的鲜花，可是，它时常和恨连在一起，爱得越深，恨得越狠，这种第三者的介入，几乎没有不造成悲剧的，……你如果向杨淑兰提出离异的问题，最好的可能是不欢而散，一般的可能是不欢不散，最坏的可能……生活中的事例已经够多了。”
“那好，”苏长宁有气无力地说，“让我仔细想想。”
“最好也把我的提醒告诉白玉琴，让她也仔细想想。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
“可是，……”苏军医还想分辩，不是思路断了就是认为我已睡去，只说了两个字就打住了。
第四章
（一）旧话重提
乔干事按时来接我回支队部，我绝不问他昨夜住在哪里。我也已经想好，如果张科长问起乔文亚的行踪，我也只能含乎地回答我跟苏军医睡在一起，谈得很晚，乔文亚自寻地方去睡了，反正卫生队里有许多空床。……结果，见到张科长后，他什么也没有问。
为了不过分唐突，不使孙支队长为难，我请乔干事送给他一张纸条，希望他安排一个时间谈一谈援越抗法的大致经过，并对近几年的援越抗美作一个系统的介绍，以便我在采访前把握全局。同时谈谈我要去各地采访的初步计划，请他帮助。
第三天上午，就接到他派通讯员送来的覆信：
黎秘书（这是我在警备区当党委秘书时的旧称）：
你如方便，我们可安排在后天上午。届时，我在宿舍恭候。
孙洪林即
孙洪林的宿舍就在指挥部的左近，在茂密的凤尾竹掩映下的一间竹屋里，竹屋前有两株枝干丰满树叶稠密异常壮观的菩提树，像两团绿云荫护着竹屋，这屋子特别夯实了半尺高的地基，上面铺了防潮湿的石灰，用木薯秸铺成门台。这种竹屋好处很多，风凉易建，在敌机狂轰滥炸时，特别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即使炸弹落在就近，它在狂烈晃动之后，仍然不会倒塌，即使倾记也不会砸伤人。……四根圆木之上高架着竹排或是木板，这就是不可搬动却很牢固的床。这间竹屋后面，是一座陡峭壁立的山崖，约有70米高，崖壁上开了两条可以开进大卡车的坑道，即使敌机临空，竹屋的主人也能在半分钟内躲避。竹屋门前站着一个卫兵。这一切都说明了支队长的“特权”和地位。
这间竹屋的正面墙上，挂着常见的毛主席和胡主席像。他们都含蓄而慈祥地微笑着注视着我们，那神情好像世上处处都是快乐的天国。另一面墙上是越南地图。地图的斜对面是室内的唯一装饰——毛主席的手书《沁园春·雪》。白底黑字，那轻盈飘洒的笔墨像片片雪花纷纷扑落，在热带雨林里显得别具风韵，使人想到漫天皆白的祖国北方，给人带来故乡的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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