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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被丛林覆盖的群峰，就是那条交通繁忙的运输线。……可是，我从舷窗里看到的是倾斜的巨崖和无底的深沟，却看不到汽车、牛车、自行车、板车、手推车的行列，也看不到民工们肩扛背驮，甚至看不到生命的迹象。……

“我从美国军方得知：1965年除了大量军需物资外，还有36000名越共通过这条小道潜入南方；1966年猛增到90000人；预计1967年将超过150000人；儘管美机狂轰猛炸，数以千计的车辆利用这条人工编织的公路网，源源不断、川流不息地进入南方。……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胡志明小道的秘密在哪里呢？这对西方来说，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就在法新社记者夏尔·斯托里写出上面几段文字的时候，我以军区慰问团成员的名义到达了越南北方。

这天，我随慰问团去Ｃ支队十一大队进行慰问，返回支队时，路遇敌机轰炸，比预定返回的时间，迟到了一个小时。刚刚回到卧室坐定，支队宣传科长就递给我一张纸条：

副政委：得知您来支队，高兴至极，当即从卫生队赶来拜望，不知您

何时归来，不能久等。您在支队能住多久？如有单独畅谈的机会，当为万

幸。

您的老部下

苏长宁敬上

苏长宁是1948年10月我军解放济南后，第一个入伍的齐鲁大学医学院的高材生，先在我们渤海纵队后勤部医务处当助理员。后来因为婚恋问题，犯了个不大不小的错误，调到医院当见习军医，那时，我在医院当副政委，对提前撤销他的处分作了一番努力，他对我自然抱有一种感激之情，所以他在留言条上用的还是旧称。一年后，我调到警备区任党委秘书，后又调到军区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已经近十年没有见面，往日的友情仍存，尤其在异国相遇，一种“万里他乡遇故知”的欢愉溢满心头，立即见面的欲望油然而生。

宣传科的乔干事陪同我前往。他是山东老乡，胶东黄县人，中上身材、肌肤白嫩，两隻大眼灵动有神，笑容也非常甜美，在最初接待慰问团的过程中，他给我一种热情、机敏、尽职的印象，在接待会上，他写给我一张纸条：

作家同志，我是个文学爱好者，在友谊办公室工作过两年，越语很好。

你若单独去各地采访，我愿奉陪，得知您与孙支队长是老熟人，请您跟他

说一声即可。

休息时，我把纸条交给了支队长孙洪林，他沉思了一下，向我点点头，收起纸条，未置可否。

今天，乔干事陪我去卫生队，宣传科长把他叫到一边，脸色阴沉地低语了一阵，使我感到两人关係相当紧张。乔干事似乎有恃无恐，泰然自若地点了点头。我想，孙支队长对乔干事陪同我采访，已经有所交待。

卫生队住地，在高指挥部三华里之外的山洼里，要翻过120米高的山隘，两边山头上有高机连的四管高射机枪，透过密匝匝的树林，盯视着白云飘荡的天空。

登上山隘，夕阳刚刚接近西山，显得分外灿烂辉煌。我站在山隘口，对此壮丽美景，不忍离去。……许多居民点都散落在山腰部的丛林中，施工部队的工棚也间杂其间，四周挖有蜂窝似的防空洞，由蛛网似的交通壕蜿蜒相连。

就在这时，防空警报响起，六架战斗轰炸机背着夕阳突然临空，对三里之外的红河上的罗贯桥作轮番轰炸，大地在重磅炸弹的撞击下微微颤抖，红河里飞溅的水柱在夕阳下；叼着霓虹般的光彩，四周山头上的高射炮弹吼啸着在高空凶狠地阻拦，一团团灰白色的爆烟在敌机四周飘浮。

几颗炸弹落在山下一个村落附近，烟雾笼罩了几所竹屋，我仿佛看到那竹屋像纸糊的玩具倾倒下去，硝烟散淡之后，竹屋仍在，它发疟疾似地摇晃了一阵之后，竟然又站住了，竹屋附近出现了数米深的大坑。我正担心竹屋居民的命运，却看见竹屋里跑出三个人来：一个老人一个妇女一个小孩。……

此时，敌机还没有在夕阳下消失，他们便提着竹箩、斗笠、筐篮向红河奔跑，接着附近的居民也都涌向红河，他们欢笑着、高叫着，扑下河岸，去捞取被炸弹震昏的飘在水面上的白花花的鱼。

他们习惯了战争，用平静和欢笑面对战神。

敌机在天边消失，天地间一片静寂，硝烟溶进了晚霞，山林在落日余辉中闪烁着红里透蓝的羽翎般的色彩。向西望去，连绵高山的巨大剪影像宇宙大厅里的一扇屏风，阳光从锯齿形的山后扇面似地向蓝色的天幕上喷射着金辉，远山被衬托成一片青紫。

我从指挥部的地图上知道那是“拾宋早再山”，翻越过去，那就是举世闻名的奠边府了。法国远征军司令纳瓦尔将军曾称之为“不可攻克的东方凡尔登”！事实上却是法国远征军的滑铁卢。

虽说奠边府的陷落，距今只过去十四个年头，可是，在我的想像中，奠边府却是值得玩味的古战场，我的心已经急不可耐地向它飞去。

我极目远望，在那金黄色的云团后面，在我国力达不到的地方，那就是长山山脉，“胡志明小道”就潜隐其间，它引起我无尽的联想；它真有西方各界人士所说的那样神秘莫测吗？真的是个难解之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