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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军官的指挥部和起居室也位于这些地下室中，其中有一个防空洞原先是专为200名孕妇准备的，可等我赶到那里时，里面却已经塞了近500名平民，整个环境惨不忍睹。在这个地下建筑群中间有一所急救医院，那儿原来是政府的医药房，经过改造后变成了一个临时的外科手术室。持续恶化的局势导致医院的医疗条件不断下降，已经快要沦落到普通地下室的水平了。

我对这个急救医院的情况了如指掌，因为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帮助格特鲁德医生从这里取药，再送到她那个小诊所里。医院主要由两位外科大夫主持日常的工作，维纳·哈思（Werner Haase）教授是希特勒的第一任私人医生，几年前他离开希特勒到柏林着名的查理特医院开办了私人诊所。在这最后的几天中，他又重新回到了希特勒的身边，希特勒也对他格外信任，但此时的哈思自己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已经病入膏肓，常常感到呼吸不畅，因此每隔20分钟必须稍作休息。另一位大夫是恩斯特· 根茨·申克（Ernst Gunther Schenck）教授，其实他并非是真正的外科医生，而是一位营养师，因此动手术刀的技术还不算过硬，必须由哈思教授在一旁指点。整个医院的条件也非常糟糕，特别缺少绷带、麻醉剂等基本医疗用品。有时候，甚至不得不从堆放在旁边的死尸身上扯下绷带以满足需要。最忙碌的时候，几位医生在7天内完成了370多例手术，申克教授曾说：“我的手臂一直都陷在肠子、动脉和血块中。”

在这个地下堡垒群中，还隐藏着几座地下车库，停放着一些装甲运输车。另外还有一个1500平方米大的地堡，里面装着所有纳粹高官的豪华轿车和他们的司机，包括希特勒的奔驰车。在德语中司机被称为Fahrer，恰好与希特勒地堡（Fuhrerbunker）相匹配。位于这些建筑中间的是元首官邸花园，我就是在那儿被引见给了希特勒。从花园里能看见地堡惟一的地上部分：水泥碉堡状的紧急入口。碉堡上覆盖着带图案的帐篷垫，最顶上有一个党卫队炮台，再加上一排实弹机枪和聚光灯。

现在，希特勒和他的纳粹余孽进出柏林的空中通道只剩下布兰登堡门附近的一个飞机跑道。在苏军炮火的紧逼下，这条跑道的使用空间被大大压缩，飞机的降落或者起飞都变得险象环生。多数进入柏林的官员都会像斯佩尔那样选择“斯托尔赫”轻型教练机作为座机，因为它是少数几种能在小范围内降落的飞机之一。如此危险的飞行对驾驶员的技术和胆量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们必须以很快的速度飞抵柏林以躲避苏军炮火的袭击，然后再骤然减速下沉，落到这条短短的跑道上。由于难度太高，许多人都因此而丧命。此时，苏联军队也已经开到了跑道的另一端，猛烈的炮火不断威胁着这条纳粹最后的生命线。

之前，纳粹大本营的防御工作由党卫军少将威廉·蒙克负责，此人年仅34岁，是当时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在战后他被起诉犯有多项战争罪行，但最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由于不满德军的节节败退，希特勒一怒之下撤销了蒙克的职务，并任命黑尔姆特·魏德林担任城防总指挥一职。其实当时的德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无论换谁都难以挽回失败的命运。蒙克实际可用的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数量不到1200人，魏德林比他稍好些，手下拥有4.5万名正规陆军士兵和4.3万名国民突击队队员。另外，阿克斯曼还控制着2700名希特勒青年团战士，他们大多都被部署在外围，负责守卫施普雷河与汉克河上的两座桥樑，这两座桥也是纳粹最后的陆上通道。海军司令邓尼茨还为魏德林提供了5400名海事军校生，但这些水兵对于城市攻防战实在算外行，仓促上阵的结果只能是换来巨大的伤亡。而这些残破不堪的德国部队所要面对的是苏联250万人的大军，德军指挥官称之为“惊魂部队”。

深入地堡(5)

正如地堡算不上真正坚固的地堡一样，纳粹最后的大本营区域也远远谈不上固若金汤（但在布雷斯劳，卡尔·汉克却构筑起一个较坚固的堡垒。汉克是一个残酷无情的纳粹分子，为了阻止苏军攻陷布雷斯劳，他下令将城内所有年老的妇女和孩子都赶出城外，致使数以千计的人被活活冻死。在城内，连年仅10岁的少年都被投入到前线作战，如有违抗一律处以极刑）。明眼人都能看出，柏林的防御工事薄弱得就像一层窗户纸，根本不堪一击。

在所有城防设施中，最显眼的是分布在柏林东、西、北方向上的3个巨型高射炮塔。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称之为“塔”，它们只是一些巨大的水泥墩子。斯佩尔最初是想模仿中世纪的城堡风格，但拙劣的设计水平让它们看上去就像一块笨拙的大石头。柏林动物园里的那座炮塔直接被叫做“动物园”（其实际占地面积非常大，远远超出动物园本身的范围），它是3座炮塔中最大的一座。我个人更喜欢称它为一座地堡，因为在战争末期，它所发挥的作用正如同地堡一般。动物园地堡的地上建筑共分5层，每层的高度非常惊人，迭加起来整个楼比动物园里的树木还要高出40米。其墙壁为2米厚的混凝土防护层，窗户配有不锈钢窗板保护，可以根据受攻击的情况来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