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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两项长期计划——使反消耗部队现代化和增强反消耗部队的机动能力——与拟议中的“应急措施”一起付诸实施，那么，我们就可以准备进行最后一项工作了。到那时候，我们就不仅是谈论有限战争，而是可以准备进行一场有限战争。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必须表现出我们能在和平时期把有限战争的部队运送到世界各地去的能力。定期地显示这种能力可以产生很大的政治效果，即可向我们的朋友表明，我们能以重型原子武器以外的手段作出迅速的军事反应。同样，我们也可以使敌人看到我们已经做好迅速而有效地抗击消耗性战争的准备。这样，再加上原子威慑部队，我们就有了一支反消耗性的部队，能够根据“灵活反应”的战略，把我们潜在的军事反应范围扩大到应付各种可能发生的挑战。

在这种优先发展的力量中，有两种部队值得特别重视，一是我们驻在欧洲和远东的海外部队。它们在遏制和进行大战和有限战争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大战中，它们必须掩护它们布防的重要地区，牵制敌人，以待我们用具有巨大毁灭力的武器对其施加惩罚。此后，它们又必须有力量来占领敌人的领土并宣布取得胜利，而不管这是什么样的胜利。为了对付有限战争，它们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击退敌人的渗透、袭击和边境骚扰，并争取必要的时间以查明敌人的意图。如有需要，它们必须派部队至邻近的地区，就象我们驻欧部队派兵前往黎巴嫩一样。

除了纯粹的军事上的需要外，这些海外驻军有其十分重要的心理作用。它们向盟国表明美国愿意同它们一起在共产主义枪炮威胁下共同生活。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这种共患难同甘苦的精神。1950年当我们部队被派到朝鲜去阻止共产主义侵略的时候，我正驻在柏林。我对德国人的反应感到兴趣，因此，就去向柏林的一位社会党领导人询问他对此次调动的看法。我惊奇地发现象他这样一个具有长期反战的和平主义倾向的人，竟会非常赞同美国采取行动的决心。当我问他原因时，他回答说：“我们德国人一直知道你们美国人是慷慨而仁慈的。这一点只要看一看马歇尔计划给柏林带来的好处就可以知道了。但在你们为朝鲜贡献自己子孙的生命，而并不仅是给些烧饼之前，我们是一直不能肯定你们真正的立场的。”

甚至随军家属也在证明我们诚意的过程中，起了一些作用。例如，当苏联人对柏林施加重大的政治压力时，我向一位公民询问柏林保持宁静的理由。他回答说：“当你们的家属离开时，我们才开始发愁。”

所以，国家军事计划必须继续提供兵力不少于目前的海外驻军。事实上，近年来，我们经常缩减其人员。因此，目前有必要稍许增加一些，以保持其内部的平衡。

另一点特别需要提出来一谈的是，我们必须以最高的优先权，成立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预备队，以便作为一种支援力量。这一点已在前面提到。但这里还需要强调说明。我们必须有大量的机动部队，随时准备以很大速度进行干涉，以扑灭小型衝突，增援海外驻军，或在局势紧张时，迅速增强我们全面的军事态势。在发生紧急情况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必须有现成的正规军来执行当前的任务，但此后，我们便可征集一批经过挑选的后备部队。这些部队早在平时已经予以特别注意。它们拥有一切装备、补给品和弹药，并且至少能够维持六个月的战斗。然后，经过扩充的军工生产就开始承担这付重担。但是这种初期的支援非常重要，因此，必须在我们的努力中，得到优先的考虑。

现在谈谈重要性略次于前者的部队和活动。我们必须考虑使大陆防空的规模达到上述所建议的为保护我们的报復力量所需的程度。在新的国家军事计划中，这个问题仍和过去一样，是难以解决的。目前，由于防空武器和设施的造价高昂，它们在战争中的效果又未经证实，同时如果对大战的威慑取得成功，它们就将毫无用处等等，因此还很难断定，什么才是正确的途径。但是，显而易见，即使是为了维持人民的士气并最大可能地使苏联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中产生怀疑的因素，一定程度的防空力量是不可少的。这种防御应优先注意到目前已在日益增长的弹道飞弹的威胁。但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也不能忽视轰炸机从高空和低空进行攻击的危险。

防空部队的数量也可以通过数学的方法加以确定。可以假定在原子大战情况下为了保存自己而必须加以保护的居民和工业生产能力的百分比，尔后，据此配置为保持很高防护水平而必需的防空武器和设施。然而，其结果不会比最初的设想情况好，因此，目前没有人能够真正预见到大规模的原子攻击对现代化国家的影响，所以，这里含着很大的不肯定性。但儘管如此，这仍是科学地确定防空部队的规模的最好的方法。这样的防空计划，必然耗费巨大，因此，应将任务分成两个部分，即对有限数量的重要地区的防护，其余则用来对本土进行比较全面的防护。对重要地区的防护，应当列为仅次于威慑力量和反消耗力量的项目，而进行建设。对本土的全面防护则应列为防备威慑失效时的万一措施。

原子威慑力量、反消耗力量和大陆防空的规模和质量一旦确定之后，新军事计划的创始人就应着手建设所需的部队，以备在原子大战或持久性的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