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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空军认为，无需作好应付所谓有限战争威胁的特殊准备。因为在我们准备大战的时候已经考虑到它了。任何特殊的准备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它会引起对我们在危机中使用报復力量的决心的怀疑，从而削弱威慑力量的效果。这种怀疑也会助长潜在的敌人的气焰和使我们的盟国感到失望。我们必须反对任何可能损害“大规模报復”政策的信服力的行动。

空军认为，我们主要的危险在于苏联的战略空军部队和飞弹部队的日益强大。为了应付这一危险，美国必须在战略打击能力方面经常远远超过苏联。为此，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战略飞弹和战略轰炸机，并在飞弹的战斗力还没有得到完全证实之前保留充分的战略轰炸机。我们虽应确保驻在美国本土的战略打击力量不受敌人的突然袭击，但在战略空战中，强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因此，战略空军必须比大陆防空部队和由陆军提供的要地防空部队，优先得到不断的加强。同样，我们也不应错误地以大量的财力发展反飞弹飞弹防御，如奈基Ⅲ型反飞弹飞弹。因为，它是否可以使用，还值得怀疑，此外，其造价也非常高昂。虽然研究和发展一种反飞弹飞弹可能是正当的，但在没有证明它的有效性以前，就不应投入生产。

空军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立场，来源于前面所说的理论。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预算的重点就应放在进行大战的部队方面，特别是战略空军方面。海外驻军应当减少到只起绊索的作用。国内的战略机动预备队应当缩小到较小的规模。如果这些部队适当地缩小了，就不需要增加战略空运和海运部队来保证它们的运动。由于美国只需要准备应付大战，而且大战也只是短暂的，因此就没有理由在本土储存大量的动员物质。各种部队的动员基地应当减少，把节省下来的钱用于现成的部队——最好是空军方面。

随着有人驾驶的飞机的重要性的降低，空军看到在各军种之间继续保持对它有利的预算，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为了保持对它有利的预算，空军一方面发动进攻，以图接管陆军的大陆防空任务，另一方面又进行防御，防止海军的北极星潜艇插足于它的战略轰炸任务。由于一些不了解的原因，空军代表至今仍反对使洲际弹道飞弹和中程弹道飞弹具有机动的能力。然而，它们对机动的北极星飞弹作了重要的让步。可以预料，在以后，空军的立场可能会有变化。

上面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辩论中显示出来的关于各军种立场的相当精确的陈述。这些不同的立场说明了尚待文职当局作出决定的问题的范围和性质，同时也说明了预算对各军种意见分歧的影响。

事实是，如果大家不知道国防预算的限额，那末，军种之间的许多衝突是可以通过协调来解决的。但是，国防预算的最高限额约达400亿美元的事实提醒了每位参谋长：各种军事计划虽然性质不同，但事实上却是在数量已经确定的美元之间进行竞争。这种考虑影响了参谋长们对兄弟军种的计划的态度，因而也就更难作出一个大公无私的判断。反之，如果不考虑财政因素，就可能作出公正的判断。国防预算有一定的数量，加强了各军种间对经费的争夺，因而也成了各军种发生衝突的主要根源。这种衝突损害了全国对军事计划的信心。

本章一开始就指出，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参谋长联席会议只是在23个文件上存在着分歧。考虑一下这些分歧是如何处理的以及谁的意见最后取得了胜利，可能是有趣的。

每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个问题上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并且不可能进一步统一意见时，他们就指示联合参谋部主任起草一份报告，将分歧的意见呈送国防部长加以处理。为了便于国防部长比较，这个文件陈述了各种分歧意见。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这些问题上的地位与参谋长的地位多少有些不同。在1958年国防部改组之前，主席在参谋长联席会议讨论的过程中没有表决权。但这并不是真正的情况。因为参谋长们并不参加正式的投票，而当他们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把不同的意见提交国防部长。主席通常同样有资格可以用口头方式或以个人备忘录（附在意见分歧书后）的形式，向国防部长陈述自己的看法。雷德福海军上将使用了提交个人备忘录的方式。这种方式在1958年的国防部改组法中作了明文规定。这样，就给主席与其他参谋长以同等的投票权。对此，国会和公众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主席的地位。实际上，并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改变。因为，即使没有正式的投票权，主席也已经取得了凌驾于任何一个参谋长或参谋长们之上的地位。

下列的记录清楚地显示了主席的首要地位。同时，也表明了国防部长就上述的23个意见分歧的文件所作出的决定。后面两项数字是指1955－59年期间国防部长在23次意见分歧中同意和否决各军种和主席的意见的次数。

支持否决

陆军320

海军1310

海军陆战队（只参加11次）47

空军176

主席（只参加过21次）183

为了了解上表中诸因素的彼此关係，还应该指出某些事实。陆军通常处于少数的地位。在23次意见分歧中仅得到主席一次支持，空军4次支持，海军10次支持。陆战队在11次意见分歧中支持陆军6次。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