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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撤换老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也是有着国内的政治上的原因的。对于许多共和党人来说，继续听取与新面貌政策准备削减或取消的军事计划有关的人士的意见，似乎是不合理的。同时也有人暗中怀疑，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并不是人们所希望的那种中立的军事专家。特别是布莱德雷将军，更加遭到人们的怀疑。参议员塔夫脱认为，布莱德雷将军干涉了政治，他支持杜鲁门政府在1950－51年把部队派到欧洲去的行动。1953年4月，塔夫脱又主张设立一个候补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其成员在未正式任命之前就着手审查军事政策。他认为布莱德雷及其同僚已经献身于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而且在这些政策里面有其既得的利益。这位参议员长期以来一直反对优先注意欧洲的军事需要，因而乐于看到雷德福海军上将接替布莱德雷，因为前者是在太平洋和亚洲熏陶出来的。

不管许多人退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理由如何，对于大多数职业军人说来，这究竟是一件深深令人沮丧的事情。它表明，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政府的一个附属品和它的军事政策的发言人。这种职责是和以前公认的职责有显着的区别的。在这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被认为是一个非政治性的机构，负责向国防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总统提出专业性的意见。人们曾经认为，他们在提出建议时，应当不太考虑政治的或经济的因素，因为国家战略中的这些方面自有政府机构中其他成员负责。而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地位就暧昧不明了。这样的一个机构一直保持到现在，而且继续扰乱我们军事战略的制定。

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新成员就职后，他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决定实现新面貌政策的必要条件。1953年12月，他们提出了一项为建立一支稳定的武装力量——直到1957年——所需的预算和人力。据估计，武装部队的人数约为2,800,000，其中陆军100万。他们认为，维持这样一支部队，每年约需340亿美元。但是只有当某些假设——其中最重要的假设是，不久，美国就毋需在朝鲜投入大量部队——成立时，这些部队和预算才足以满足需要。

我国军事机构从1953年到1959年的发展过程，就是执行以1953年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来的估计为基础的新面貌政策的全部历史。它主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基本的安全政策。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年报上被称为“基本的国家安全政策”，其中规定了致力于国防的政府各部门的总的指导方针，其次，参谋长联席会议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总的指导方针化为具体的计划，以建立为支持批准了的国防政策所需的武装部队。为此而制定的基本文件被称为“联合战略目标计划”，最后是关于编造每年国防预算的一些活动。在每年的国防预算中，主要是分配财政资源以支持参谋长联席会议和武装部队的各项计划。在上述三个方面，新面貌政策都遇到了障碍。这将在下面两章中加以叙述。

第三章 新面貌政策在实施中（1953－1956）

自从新面貌政策推行以来，陆军一直并不愉快。最初，陆军的代表们不安而有保留地接受了这项政策，以后则加以拒绝。陆军参谋长李奇微将军于1953年就任后不久，即发现在执行新面貌计划的事宜上，经常处于单枪匹马地反对参谋长联席会议其他成员的境地。他的这种勇敢的行动，虽然是他认为所必须采取的，但终于使他失去了官方的宠爱，并在任职两年以后，即在1955年开始退休。

使陆军对新面貌政策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因为政府重视和宠爱空中力量。陆军在韩战中在生命和资源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经历非常清楚地印在它的领导人的脑海中。他们从武装部队在朝鲜所受到的限制，想起了在危机时政治因素在文职领导人员决策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新面貌政策中所假定的，在未来的军事行动中都可以毫无限制地使用原子武器，这是否现实呢？韩战的经历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不久以后发生的事件也证明，我们对于过于依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以此作为武装部队主要的武器而产生的不安，是完全有理由的。的确，签署新面貌政策的墨迹未干，奠边府即告陷落。这一事件是对新面貌战略的有效性的一个实际考验，并且暴露了它的弱点。1954年初，法国在奠边府的防御形势的不断恶化，使五角大楼和白宫在4、5月间不断讨论美国进行干涉的可能性、干涉的性质和程度。有些空权论的支持者要求采用空袭的办法进行干涉，然而很大程度上由于李奇微将军的努力，五角大楼和白宫终于接受了这样的论点：当时如果进行任何干涉，不是时间太迟，规模太小，就是进行错误的干涉。尤其是，当时对于如何使空袭的规模既能使法国具有胜利的希望而又不致危及法军这一点，还存在着疑问。在这些讨论、考虑和犹豫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了应付这类性质的局部战争，美国需要有装备常规武器的现成的武装部队。但不幸，在当时，这种部队无论是在实力上或处境上，均不足以使人们抱有胜利的希望。同年5月，奠边府陷落。7月，在日内瓦会议上，印度支那就以17°为界，分属共产主义世界和自由世界。这就是新面貌政策不能根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