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係，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係。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12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衝云霄。
大太监冯保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模范们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这才是国之大幸啊！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今未有；治国之才，古今未有！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否！
他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嘆。
为什么呢？时也，势也，千载难逢的机运也。
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一苇可渡、举手之劳。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在认真地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没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农民，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蹟。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造不出奇蹟来了？是因为：哀莫大于心死！肉食者，既然有肉吃，他就不再想创造什么奇蹟了。食不着肉的人，裹腹尚难，他们没有什么义务去创造奇蹟。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么？
可惜，夏虫不可语冰，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用的。贪酷之官，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阳是每天都要升起来的；奔竞之官，只知道宝塔尖上的风光是最好的。
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
这一切，永远不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这样不可挽救了么？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国家兴衰，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拯民救时，就在今朝！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金戈铁马入梦来】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鬆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復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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